第十三章百日_基督山伯爵_大仲马

第十三章百日(1)

　　诺瓦蒂埃先生真是一个预言家，事态的发展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谁都知道从爱尔巴岛卷土重来的这次著名的历史事件，——那次奇妙的复归，不仅是史无前例，而且大概也会后无来者。

　　路易十八对这一猛烈的打击只是软弱无力地抵抗了一下。他这个还没有坐稳的王朝，本来基础就不稳固，一向是摇摇欲坠，只要拿破仑一挥手，这座由旧偏见和新观念不好调和而构成的上层建筑便坍了下来。所以维尔福从国王那里只得了一些感激（这在目前反而可说是对他有害的）和荣誉十字勋章，但对这个勋章，他倒多了个心眼，并没有佩挂它，尽管勃拉卡斯公爵按时把荣誉勋位证书送了来。

　　诺瓦蒂埃当时成了显赫一时的人物，要不是为了他，拿破仑无疑早就把维尔福免职了。这个一七九三年的吉伦特党人和一八○六年的上议员保护了这个不久前保护过他的人。

　　帝国正在复活期间，但已不难预见它的二次倾覆了。维尔福的全部力量都用在封住那几乎被唐太斯所泄漏的秘密上了。只有检察官被免了职，因为他有效忠于王室的嫌疑。

　　帝国的权力刚刚建立，也就是说，皇帝刚刚住进杜伊勒里宫，从我们已经向读者们介绍过的那间小书房里发出了无数命令，在桌子上路易十八留下的那半空的鼻烟盒还敞开在那里。在马赛，不管官员们的态度如何，老百姓已知道：南北始终未被扑灭的内战的余烬又重新燃起来了；保党人如果敢冒险外出，必定会遭到斥骂和侮辱，这时如果要想挑起人民来报复他们，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由于时势的变化，那位可敬的船主在当时虽还说不上势倾全市，因为他毕竟是个谨慎而胆小的人，以致许多最狂热的拿破仑党分子竟斥他为“温和派”，但却已有足够的势力可使他所提出的要求闻达于当局，而他的那个要求，我们不难猜到，是与唐太斯有关的。

　　维尔福的上司虽已倒台，他本人却依旧保留了原职，只是他的婚事已暂时搁在了一边，以期等待一个更有利的时机。假如皇帝能保住王位，那么杰拉尔就需要一个不同的联姻来帮助他的事业，他的父亲已负责再给他另找一个了。假如路易十八重登王位，则圣·梅朗侯爵以及他本人的势力就会大增，那桩婚事也就比以前更实惠了。

　　代理检察官暂时当上了马赛的首席法官，一天早晨，仆人推门进来，说莫雷尔先生来访。换了别人很可能就会赶忙去接见船主了。但维尔福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他知道这样做等于是在显其软弱。所以尽管他并没有别的客人，但仍让莫雷尔在外客厅里等候，理由只是代理检察官总是要叫每个人都等候一下的，读了一刻钟的报纸以后，他才吩咐请莫雷尔先生进来。

　　莫雷尔原以为维尔福会显出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没想到见到他的时候，发觉他仍象六个星期以前见到他的时候一样，镇定，稳重，冷漠而彬彬有礼，这是教养有素的上等人和平民之间最难逾越的鸿沟。他走进维尔福的书房。满以为那法官见他就会发抖，但正相反，他看到的是维尔福坐在那儿，手肘支在办公桌上，用手托着头，于是他自己感到浑身打了个寒颤。他在门口停了下来。维尔福凝视了他一会儿，象是有点不认识他了似的。在这短短的一瞬间，那诚实的船主只是困惑地把他的帽子在两手中转动着，然后——“我想您是莫雷尔先生吧？”维尔福说。

　　“是的，先生。”

　　“请进来先生，”法官象赐恩似地摆一摆手说，“请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使我能有幸看到你的来访。”

　　“您猜不到吗，先生？”莫雷尔问。

　　“猜不到，但假如我可以做出什么为您效劳的话，我是很高兴的。”

　　“先生，”莫雷尔说，他渐渐恢复了自信心，“您还记得吧，在皇帝陛下登陆的前几天，我曾来为一个青年人求过情，他是我船上的大副，被控与厄尔巴岛有联系。那样的联系，在当时是一种罪名，尽管在今天却已是一种荣耀了。您当时是为路易十八效劳，不能庇护他，那是您的职责。但今天您定是为拿破仑效劳，您就应该保护他了，——这同样也是您的职责。所以我就是来问问那个青年人现在怎么样了。”

　　维尔福竭力控制住自己。“他叫什么名字？”他问道。“把他的姓名告诉我。”

　　“爱德蒙·唐太斯。”

　　虽然，维尔福宁愿面对一支二十五步外的枪口也不愿听人提到这个名字，但他依旧面不改色。

　　“唐太斯？”他重复了一遍，“爱德蒙·唐太斯？”

　　“是的，先生。”

　　维尔福翻开一大卷档案，放到桌子上，又从桌子上那儿走去翻另外那些档案，然后转向莫雷尔：“您肯定没弄错吗，先生？”他以世界上最自然的口吻说道。

　　假若莫雷尔再心细一点，或对这种事较有经验的话，那他说应该觉得奇怪，为什么对代理检察官不打发他去问监狱长，去问档案官，而是这样亲自答复他。但此时莫雷尔在维尔福身上没发现半点恐惧，只觉得对方很谦恭。维尔福的作法果然不错。

　　“没有，”莫雷尔说，“我没弄错。我认识他已经十年了，在他被捕的那一小时里，他还在为我服务呢。您也许还记得，六个星期以前，我曾来请求您对他从宽办理。正象我今天来请求您对他公道一些一样。您当时接待我的态度非常冷淡，啊，在那个年头里，保皇党人对拿破仑党当时是非常严厉的。”

　　“先生，”维尔福答道，“我当时是一个保皇党人，因为当时我以为波旁家族不仅是王伯的嫡系继承者，而且是国人所拥戴的君主。但皇帝这次奇迹般地复位证明我是错了，只有万民所爱戴的人才是合法的君主。”

　　“这就对了。”莫雷尔大声说道。“我很高兴听到您这样说，我相信可以从您这番话上得到爱德蒙的喜讯。”

　　“等一等，”维尔福一边说，一边翻阅一宗档案，“有了，他是一个水手，而且快要娶一个年轻的迦太兰姑娘了。我现在想起来了，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案子。”

　　“怎么回事？”

　　“您知道，他离开这儿以后，就被关到法院的监狱里去了。”

　　“那么后来呢？”

　　“我向巴黎打了个报告，把从他身上找到的文件附送去了。你该明白，这是我的职责。过了一个星期，他就被带走了。”

　　“带走了！”莫雷尔说。“他们把那个可怜的孩子怎样了呢？”

　　“哦，他大概被送到费尼斯德里，壁尼罗尔，或圣·玛加里岛去了。你一定会在某一天看到他回来再给您当船长的。”

　　“无论他什么时候回来，那个位置都给他保留着。但他怎么还不回来呢？依我看，依拿破仑党法院最关切的事，就该是释放那些被保皇党法院关进监狱里去的人。”

　　“别太心急，莫雷尔先生，”维尔福说道，“凡事我们都得按法律手续进行。禁闭令是上面签发的，他的释放令也得在老地方办理。拿破仑复位还不到两个星期，那些信还没送出去呢。”

　　“但是，”莫雷尔说，“现在我们已经赢了，除了等待办理这些正式手续之外，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有几个朋友，他们有点势力，我可以弄到一张撤消逮捕的命令的。”

　　“根本就没什么逮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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