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暧昧的日本(44)_大江健三郎

四十四

　　对核大国以及它们的核不扩散条约持有异议的比较小的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还有目前还不拥有核武器的一些国家，对核武器都有一些动作。每当它们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核试验时，我国就发出抗议的声音。一方面是以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受害者团体为主的静坐示威——这完全体现了在这个星球上直接遭受核武器打击的受害者的声音，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丧失它的说服力。即使有人责问道：日本受到美国“核保护伞”的保护，怎么还批判核体制？原子弹受害者们依然具有不容置疑的批判的力量。——另一方面，政府也发表抗议声明。

　　政府的抗议照例把对没有考虑原子弹受害国的日本国民的感情表示遗憾作为逻辑的出发点。但是，我对原子弹受害国的日本国民的感情究竟有多少切身感一直表示怀疑。

　　不言而喻，在原子弹受害者的反核运动中——通过长期的原子弹受害者救助法运动，逐渐形成其根本的性质——显示出强烈的原子弹受害国的国民感情。然而，准确地说，应该说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受害者作为人与这个星球上的全人类——也许是下一次的原子弹受害者，人类之间没有任何障碍——相通的人的感情。

　　我以前也多少参加过、观察过反核运动，所以我可以说，原子弹受害者的反核感情里至少现在没有太大的民族情绪。遭受原子弹轰炸的人自然是受害者，在原子弹轰炸后不久就开始开展反核运动，在一个时期内具有强烈的受害者意识是不可避免的，后来逐渐加以克服。原子弹受害者救助法运动实际上已经吸取了对造成美国投下原子弹——当然，这不能说核武器就要必然地投掷在广岛，尤其长崎——的太平洋战争，以及在此前的日中战争中日本人作为加害者的意识。另外，在实际的日常生活感觉中，也认识到对沦为殖民地的朝鲜半岛人民的加害者意识。我认为，在日本人的战后思想史里，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受害者在以救助法运动为中心、并且今后还要继续开展的废除核武器运动中所经历的普遍性的道路具有特别的分量。

　　然而，政府在谈到原子弹受害国的国民感情的时候，必然要明确打出民族性的牌子，而且只在这个时候强调广岛、长崎。不言而喻，政府显然必须一直维持国会决议的无核三原则。但是，在实际执行这个三原则的时候，是否真心，就不得而知。如果考虑到政府积极地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处理国际事务这个事实，原子弹受害国的国民感情这句话就变得更加令人怀疑。

　　长期以来，我一直感觉到，“国民感情”这个词、尤其“感情”这个词，本来就十分暧昧。如果现在也承认“国民理性”或者“国家理性”这个词，其中不是也潜藏着与其不同层次的“国民感情”这个词的含义吗？其间也回响着理性第一个层次的“感情”这个倍音。

　　1945年原子弹轰炸以后，日本被美军占领以后，以及独立以后依然残存着战败余波的时期，应该可以说，尽管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受害者的感情真切度有所不同，但与广泛阶层的日本人的感情重叠在一起。美国占领军取消审查制度，媒体对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的报道解禁以后，广岛、长崎预先准备的谨慎的报告就对原子弹受害国的“国民感情”这个词语赋予正面的内容。但是，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这个“国民感情”并不具有作为强烈反美情绪的民族性的攻击性。在美国举办的原子弹轰炸照片展反而刺激了美国市民的心灵创伤，我认识一位对这种反应感到惊愕的日本有关人士。另一方面，对南京大屠杀的批判，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世界中的中国人，乃至“亲华派”，都极具民族性，与现在的反日、反日本人的感情并行。请将二者进行比较。

　　可以说，至少在战后的一个时期之前，世界各国人民对原子弹受害者的感情具有多义性。当时的广岛市长访问美国，把原子弹受害者的情况告诉美国人民，进行募捐活动，的确感受到美国人民的真切支持，但是由于氢弹试验的成功——这又给日本渔民以及比基尼环形珊瑚礁周边的人们造成灾害——市民感情的趋向立刻发生变化。

　　就是说，在一般美国人的意识里，在本国垄断原子弹的时期到与研制出原子弹的苏联进入冷战时代，意识到自己也可能遭受原子弹轰炸而开始反省的时期里，美国市民的感情的确倾向于广岛的原子弹受害者。但是，这种感情立刻变成氢弹威力的胜利者的国民感情。这种可以说是战争开始之前的胜利者气氛很快又因苏联研制氢弹的成功成为过去，接着进入如同漫长的严冬一样的核遏制时代——至今仍然如此——这对于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是苦涩的现代史的记忆……

　　我亲眼见过许多原子弹受害者，尤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人，是我在1967年参加为开展原子弹受害者救助法运动而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集会时遇到的一位长崎老人。在原子弹轰炸中，他失去了家庭和许多朋友。谈到他现在孤独一人，我感觉到真正痛苦的人是沉默的。他说实现世界国家之前，恐怕战争不会终结。但是，他不想让自己幼小孙子的将来比现在更加悲惨。因此，他要讲述自己的过去，要参加一些活动。

　　原子弹受害者向未来生活的人们讲述现实体验记忆的时候，是一种想像力的行为。既然原子弹受害者通过1945年夏天的记忆与未来的时间进行连接使自己的视点、论点得以成立，那么想像力就产生根本性的作用。而听众也通过1945年夏天记忆的讲述者唤起想像力对未来的功能。

　　原子弹受害者的记忆和想像力就是这样被激活，与他们生活现实的每个时刻相互结合。而且通过他们的发言——不仅是单纯的过去的证言——一直传递给日本人的社会，同时也对外国市民讲述。另外也要想到，还有一些并非原子弹受害者——例如我的工作就属于这一类——试图以原子弹受害者的记忆与想像力为媒介进行一些表现。

　　原子弹受害者本身的感情与广大日本人通过他们的体验所获得的共同感情使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国民感情”这个词产生实质性的内容。但是，这是否成为例如在原子弹受害者救助法运动中所显示出来的——其方向直接反映在向国外报告团的活动上——尤其是废除核武器的强烈意志、对亚洲自由的同感、日本人一般市民的感情，则另当别论……

　　上面谈到广岛、长崎的报告团。在世界范围内，广岛、长崎的体验是否真正在市民中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共鸣呢？恐怕很难说。但是，应该可以说，对冷战时代、尤其是“核冬天”的认识和想像力的发挥在市民社会掀起一个很大的高潮，说明确信地球上现存的核武器的总数是核现状的负遗产的认识已经为世界人民所分担。

　　然而同时，对于把改变核武器现状的意志视为正遗产的科学认识而加以紧紧把握的人们，如上述那位电子媒体专家那样的知识分子来说，核武器的现状具有神话般的规模，非常冷静地认识到废除核武器与禁止使用对人地雷绝非在同一层次上思考(虽然需要日常性的具体化……)的问题。这种巨大的无奈感，也可以说是我对核武器现状的想像力发挥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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