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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九


  就第一封信来说,友人死时,我与自己母校的研究室不辞而别,放弃了那里的讲师职位,所以对我来说,这第一封信不啻是重操旧业的最后一次机会。另一方面,鹰四既变卖了房产和土地,又未给我留下钱,那么可以肯定,我迟早非得选定一个职业不可。毋宁说,讲师的职位是最为理想的。因此,我一直犹豫不决。妻子是从对方的催促电报上知道这两件事的,也便再不同我谈起新职位了。

  “要是你喜欢去非洲,不妨就去吧,阿蜜。”听了她这轻松的话,我立刻预感到这新工作会有大量令人不快的困难,随即把她顶了回去。

  “做翻译负责人?那可不光管些文件,还免不了要指挥土著的力工和建筑工人吧。我用我会的那点儿可怜的斯瓦希里语叫:“快走!快走!”我一面有气无力地说话,一面郁郁地幻想:那非洲的树木坚如钢铁,岩石硬得超过了钻石,它们会砸在我的太阳穴上、颧骨上、甚至失明的眼睛上,让我血流如注,再染上重度疟疾。于是,我发着高烧,疲惫地横躺在潮湿的地上,对不屈不挠的动物学家的激励深恶痛绝,还得用斯瓦希里语大叫:明天就得出发!

  “可是,比起在大学里教英语,这或许能让你发现一种新生活呢,阿蜜。”

  “若是阿鹰的话,他准会马上就去,并且能得到一种新生活。阿桃说,阿鹰还特意把人道主义的希望都寄托在那些非洲捕象的人身上。一旦所有城市的动物园叫核战争毁灭干净,最先去非洲腹地抓象的那个人,恐怕就是阿鹰幻想的人类先生吧!”

  “真的,换了阿鹰,他倒会马上把这工作接下来的。这样看来,阿蜜,像你这种人,遇到一种可能需要冒险一试的工作,真的连积极点的选择都做不来。只好等人家接受那份工作,克服了危险,消除了疲劳,写出书来,由你翻译,这才是你的工作吧!”

  妻子兀自把对局外人品头论足的冷静观察力,发挥在自己的丈夫身上。听了她的话,我很觉得沮丧:没准真是这样呢。我要放弃自己的新生活和草庐,去选择哪个学生也不想听、若不是隔几周停一次课就会遭学生痛恨的英文课讲师!而且和鹰四在纽约见过的那个研究杜威的门徒们的学问家一样孑然一身(我们已经没有什么理由把婚姻继续下去了),满身稀脏、被学生冠以“耗子”的绰号受到嘲弄。我就要开始这样一种一成不变的生活去面对衰老和死亡了。

  鹰四在自杀时,把口袋里剩下的纸币和硬币全部放在了一个信封里。他把信封收进桌子的抽屉,怕自己的血弄脏它,还写明留给星男和桃子。鹰四的葬礼一过(把他葬入我家墓地的最后一块空地时,S兄的遗骨也一并入了葬),星男就拒绝了山脚青年们的帮助,独自开起那辆雪铁龙,让桃子坐在助手席上,径自沿着泥泞的道路,小心翼翼地向便桥的对面开走了。临行之前,星男向我和妻子饯行,桃子站在他的身边,一片柔顺恬静,不断点着头附和星男的话。

  “阿鹰不在了,我只好和阿桃两个人生活下去了。我要和阿桃结婚。我们俩都到了法定的结婚年龄了吧?我想到哪儿找个汽车修理厂,阿桃可以到咖啡店做招待,我们两人会生活下去的。以后,我还想开个加油站呢。大故障也能排除,还能提供吃饭的地方。阿鹰在美国见过这种加油站,他劝我也开这么一个。现在阿鹰死了,要是我和阿桃不一起干的话,我们就靠不上别人了!”

  我和妻子没有搭乘他们的雪铁龙离开洼地到海滨小城。说起来,那时我正在感冒发烧,整整三个星期,手心上如同长了一层热乎乎软塌塌的海绵,疲乏得一张纸怕都拿不起来。等我恢复了健康,妻子却已经受不了长时间的旅行了。实际上,她经常感觉到恶心和贫血。我自然猜出了她在心理上准备、在肉体上期待的东西。然而,我已无意与她谈这件事了。无论对我来说,还是对妻子来说,这都关系到已经决定了的事情。

  于是,在我陷入了对新职位的思虑之时,妻子像脚上系着重锤的木偶一般呆呆地坐在炉旁,在晦暗之中,除了妻子和我之外,在上房里,再也没有人能和我们讲上几句话了。这些天,妻子也会常常突然落进深深的沉默里,从与我对话的圈子里逃得远远的,对我的话睬也不睬。鹰四死后,妻子一时间重新陷人了酩酊大醉之中。然而没过多久,她却自己努力把剩下的酒瓶全都收拾到了世田和里去了,然后,除了吃饭睡觉,她便正襟危坐,双手护住小腹,眼睛半开半闭,一声不响地捱时度日。妻子倒是劝过我去非洲,可那也不过是对一个陌生人的选择所进行的一种客观评价罢了。而今,在妻子的意识当中,我已经引不起任何鲜明的影像。诚然,在我的意识里妻子的形象也全然相同。

  下午,阿仁的大儿子躲着默不作声的妻子,悄悄站到土间里来。他报告道:

  “超级市场的天皇,带着五个小伙子,走到桥这边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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