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代的游戏(50)_大江健三郎

五〇

　　“如果我们这块土地上依然是‘自由时代’，还照旧走那条封闭下去的道路，那就会使一千多暴动的农民全被待机于藩镇境内的洋枪部队消灭干净，然后我们当地的战斗团再消灭获胜的追踪队残余人员。但这种事现实中能做得到吗？龟井铭助当然看得出这根本不可能，所以断然下定决心结束这‘自由时代’。这种情况之下你还能说是败北主义吗？铭助把我们这块土地编入藩镇权力管辖也是被迫无奈的，后来证明也只有这么办才行。当然这并不是说未来的一切他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如果再前进一步，联系后来发展到第三起暴动的历史脉络，就不能不说龟井铭助政治上的判断是极为出色的。就‘自由时代’的结束来说也是如此，在这之前多年来我们这块土地只是个荒村僻埌，处于藩镇权力之外，以那种方式编入藩镇，仅就概不追究以前的责任这一点来说，导致这样的结果，难道不是恰好表明龟井铭助的外交能力卓越么？而且，铭助一旦站在反权力一侧时，他的实践也十分干脆利落。第二起暴动的圆座垫形状的旗帜，现在仍然保存在新制中学里，你大概看见过吧？”

　　“我对于圆座垫式的扁圆状，因为前不久才知道外界称我们这地方为瓮村，所以曾经再一次思考它。我认为龟井铭助肯定知道‘瓮’这个名称，对于这个名称暗喻的内容，他的理解也和我们当地人完全一样。虽然人们称之为圆座垫形扁圆状，但不是圆座垫形的。这一点，和别的地方暴动旗帜上所画的圆垫形扁圆状是不同的。我注意了，那是瓮状的。把圆座垫扁圆状的村名画成圆环，是为了招引暴动的人，这大概是为了表示平等地分担责任吧？但是龟井铭助的扁圆形上，在圆圈的周围写的村名里，暴动口号的结尾处明确地写上吾和地的村名。没过多久，龟井铭助受到藩镇权力特别追究，那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毫无警惕地写上村名，这是为了什么？我一直是放在心上的。但是把群起暴动的各村村名排成瓮的样子，其中把我们的地名包括在内，我是通过瓮棺的暗喻理解的。这是铭助再度向自暴自弃的农民夸示冥府的力量，幽暗的力量，企图以这种形式激励他们。这样一想，就找来怀有这种构想的人所写的自白书读了一遍。但是这些东西无非是毫无丈夫之气，可怜巴巴地说，自己也弄不清楚自己是否正式参加了暴动党徒一伙，自己前往集合地点时，集会已经开始了，等等，只是反来复去地哭诉这些话而已。”

　　“你说的这哭诉式的自白书，在他一生的经历中，就写这个东西的时间来说，这样陈述是不是最合适？可是进了监狱他的风格大变，和以前是完全对立的，写下来的全是强而有力的话。那是一封极秘密的信，要求用枪武装的人们风涌而起，向我们这块土地进军。此志未遂他就死在狱里了。在给你的祖先当时他的家属的信上，他发誓说，如果自己死在狱里，肉体虽死然而灵魂仍留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决不升天。实际上，留在地上的铭助的灵魂指导了第三起暴动，而且，因此终于使三起暴动无不具有重要意义，这样说决非荒唐无稽的话……”

　　解决第一起暴动的时候，对于农民提出的要求，藩镇权力只接受了微乎其微的一部分，暴动提出的所有根本性问题，没有成为藩政改革的方向。然而对于这次暴动持温情的一派，后来终于失掉势力。而且，站在他们一边的藩镇头领最终被命令隐居于江户①一带。这位藩镇头领在任期间曾把龟井铭助请到城里，就村庄＝国家＝小宇宙的文化水平，发表了一通滑稽话。铭助煞有介事地讲的一番话是这样的：“悄悄地定居在盆地的祖先，是长曾我部②的遗臣，都是深受相应的文明薰陶的人，在长期同外部世界隔离的生活之中，文化上倒退了。

　　照那样子生活下去，我们恐怕要退化到猴子那种地步。因为藩镇宽大为怀，把我们拉回到文明世界里，实在值得感谢。虽然太晚了，好在没等到退化到最后就给拉了回来，真是帮了大忙。我们跟藩镇老爷以及高官们要求接受我们，可是费了大事，辛苦备尝啊。为了迁就盆地上文明退化的人们那种水平，实行语言简化方案，规定专人负责，让他当作终生事业干下去。本来，完成的简化语言为数不多。比如说，狗称作‘汪’，猫称为‘喵’，天上飞的都叫‘波波’，水里的全叫‘突突’。这种简易语完成的时候，三岁童子能说的话之外全都放弃，我们的语言先实行最单纯化。但是山坳里的百姓们还是需要更复杂更多的语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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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即现在的东京——译注
　　②即：长曾我部元亲（1539—1599）。战国时代武将。长曾我部国亲之子。曾任宫内少辅，土佐的诸侯。兼并四国之后降于丰臣秀吉，为秀吉征伐九州大卖力气。曾两次率兵攻打朝鲜——译注。

　　把藩主搁在江户城外，让他闲起来的新势力新规定了称之为“户口税”的人头税。“户口税”对于我们当地人来说是最残酷的税。长期以来独立于藩镇权力之外，因而财富积蓄丰厚的地区的“户口税”，一户交的税等于普通村一百户交的。权力控制之下的民众因为户籍登记没有思想准备，所以此时仿佛遭到致命的一击。这种政治思想通过如此辛酸经验，是龟井铭助以下我们当地的人们所共有的。

　　为了对抗以这“户口税”为顶峰的新强硬政策，所以才制定新的第二起暴动计划。主要构想和当初第一起相同，但龟井铭助给它换上了新的方向。具体地说就是按以前的行动计划行事，以沿河一带的我们土地作为前进基地，在那里整顿齐备，然后一举越过山脉。要求大家在武士们的追踪队在藩镇边境集结完毕之前就展开电击作战。对于这个构想，龟井铭助后来作了根本性的改变，在作战会议上，他讲的一番道理的确很有龟井铭助特色的。

　　他认为，第一起暴动既然沿河溯行而遭到失败，第二起暴动就要把上行下行调换一下，非得反方向而行不可。这就是说，理所当然地必须顺河而下。暴动成功与否，并不是靠人的智能预先计算到的。而且超过人类智能但与人有关的还有天地、左吉、上下、阴阳、明暗，开始是天，其次必然是地，上在先，其后必是下，依序反复地试验下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掌握人智之外的东西发展趋势。龟井铭助的此项主张，经过一番论战终于取得优势。

　　铭助决定了战略大纲之后，立即研究并制定了经过深入而周到考虑足可随机应变的战术，付诸实行。既然所有过程的周到准备全是在他精心指挥之下进行的，所以在暴动的实行阶段他是否参加就并不是主要的了。参加暴动集会的农民们称自己是党徒人，他们自己做了表示自己处境十分困难画着小○图案的小旗，挥舞个不停。但是，党徒人每人都到场参加同藩镇的交涉，然而只让他们高呼口号：“别上当！别上当！”除此之外不得发言。党徒人必须这样喊叫着，直到党徒人的代表们拿到撤消增税、撤消新税的“保证书”为止，一直监视现场。

　　暴动不是朝着我们这里溯流而上，而是沿河下行。对于这一点，暴动之后下游各村批判龟井铭助说，他这是为了保护他本村免遭涂炭。但是，这一战略转换，以及全部家当装在草袋里背在身上全家参加的新战术，使参加暴动的各村村民一致奋起，大大增加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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