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简介

大江健三郎

　　おおえけんざぶろう（1935～）

　　大江健三郎，日本著名作家，生于日本四国岛的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1959年3月，东京大学法文专业毕业，著有《广岛日记》(1965年)、《作为同时代的人》（1973年）和《小说方法》（1978年）等作品和文论。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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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江健三郎在七兄弟中排行老三。1941年入大濑国民学校就读，1944年丧父。

　　战争结束后，大江健三郎于1947年进入战后设立的新制中学——大濑中学接受民主主义教育，并以同年5月颁布的新宪法作为自己的道德规范。

　　1950年入县立内子高中，翌年转入县立松山东高中，在校期间编辑学生文艺杂志《掌上》。

　　1953年高中毕业后大江健三郎赴东京，入补习学校做报考大学的准备。1954年考入东京大学文科，热衷于阅读加缪、萨特、福克纳和安部公房等人的作品。

　　1955年入东京大学法文专业，在渡边一夫教授的影响下开始阅读萨特的法文原作，并创作剧本《死人无口》和《野兽们的声音》，积极从事文学活动，于1957年5月在《东京大学新闻》上发表《奇妙的工作》并获该报“五月祭奖”。

　　著名文艺评论家平野谦在《文艺、时评》上谈到该短篇小说时，认为这是一篇“具有现代意识的艺术作品”。在这一年里，大江健三郎还相继发表了习作《死者的奢华》、《人羊》和《他人的脚》等短篇小说，其中《死者的奢华》被荐为芥川奖候选作品，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称赞该作品显现出作者“异常的才能”。自此，大江健三郎作为学生作家开始崭露头角。

　　1958年又发表了《饲育》和《在看之前便跳》等短篇小说，其中《饲育》获得第39届芥川奖，使得这位学生作家得以与石原慎太郎、开高健和江藤淳等人齐名，同被视为文学新时期的象征和代表；而稍后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摘嫩菜打孩子》，则更是决定性地把他放在了新文学旗手的位置上。这位东京大学法文专业的学生作家在以小说《饲育》获芥川奖后即对报界表示：“我毫不怀疑通过文学可以参与政治。就这一意义而言，我很清楚自己之所以选择文学的责任。”

　　1959年3月，大江健三郎完成学业，从东京大学法文专业毕业，其毕业论文为《论萨特小说里的形象》。同年，作者接连发表了长篇小说《我们的时代》和随笔《我们的性的世界》等作品，开始从性意识的角度来观察人生，试图表现都市青年封闭的内心世界。当时，这种尝试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作者也受到了种种攻击性批评。

　　1960年2月，大江健三郎与著名电影导演伊丹万作的长女伊丹缘结婚，积极参加“安保批判之会”和“青年日本之会”的活动，明确表示反对日本与美国缔结安全保障条约，并因此而与石原慎太郎和江藤淳等人严重对立。在这一年里，大江健三郎还发表了长篇小说《青年的污名》，虚构性自传体长篇小说《迟到的青年》也于9月开始在《新潮》杂志连载。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具有较浓厚的民主主义色彩，反映出作者对社会和人生的思索。

　　1961年，他以右翼少年刺杀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事件为题材，写了《十七岁》和《政治少年之死》两部小说，通过对17岁少年沦为暗杀凶手的描写，揭露了天皇制的政治制度。《政治少年之死》在《文艺春秋》杂志发表后，大江健三郎立即遭到右翼势力的威胁，而《文艺春秋》杂志则未经作者本人同意，便刊登了道歉声明。自此，这篇小说再也未能收入到他的任何作品集里。

　　对于大江健三郎的创作生涯来说，1963年是个非常重要的年头。在这一年里，他的长子大江光出世了。这原本应该是一件喜事，却给这位28岁的青年作家蒙上了厚厚的阴影——婴儿的头盖骨先天异常，脑组织外溢，虽经治疗免于夭折，却留下了无法治愈的后遗症。

　　1994年瑞典文学院以其作品《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授予大江健三郎诺贝尔文学奖。《个人的体验》这部长篇小说以作者的亲身生活经验为基础写成。

　　大江健三郎生有一残疾儿子，后去广岛搞社会调查，对原子弹造成的迫害深有感触。小说表现了现代人的孤独，以主人公下决心承担起抚育畸形儿的重任为终局。小说获日本第十一届新潮文学奖。《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写两兄弟回四国山村故园寻根，却发现这个山村仍陷于百年前（即万延元年）农民起义的影响中。

　　作品在暴动、自杀、通奸、畸形儿诞生等互相交织的社会场面中，插入维新精神和战后精神，无论在思想上和文体上都堪称大江健三郎的创作高峰。小说获日本第三届谷崎润一郎奖。

　　瑞典文学院宣布，日本文学家大江健三郎以“诗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并在这个想象的世界中将生命和神话凝聚在一起，刻画了当代人的困惑和不安”，认为大江健三郎“深受以但丁、巴尔扎克、艾略特和萨特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开拓了战后日本小说的新领域，并以撞击的手法，勾勒出当代人生百味”，因此决定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

　　大江健三郎成为26年来，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

　　这一时期作品中的民主主义思想并不是偶然和孤立的。

　　据作家本人回忆，他12岁时正逢日本公布新宪法，他认为宪法中“主权在民，放弃战争”的内容对他的思想形成具有很大影响。

　　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和日本政府大规模整肃共产党员的事件，使得这位15岁的少年为理想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感到苦闷。

　　1960年5月底，在日本国内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的高潮中，这位已在日本文坛小有名气的战后派青年作家，参加了以野间宏为团长的第三次日本文学家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在中国进行访问的半个多月里，大江健三郎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先后受到了毛泽东、陈毅、郭沫若和茅盾等人的接见，大江健三郎本人还在《世界文学》杂志发表特约文章，认为日本人民在反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中“报答了中国人民的友谊，从而结成了永恒的友谊”，并且充满热情地写道：“我们日本人民向中国人民保证并发誓决不背叛你们，永远和你们保持友谊，从而恢复我们作为一个东方国家的日本人民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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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江对传统文化十分执著和尊重，从本民族的土壤中充分汲取营养，很好地继承并大量使用了自《竹取物语》(859—877年间)延续下来的象征性技法和日本文学传统中的想象力。

　　与此同时，这位战后成长起来的作家异常热情地借鉴外来文化，并在充分消化的基础上予以吸收，显现出一种“冲突·并存·融合”的文化模式，使得自己的创作活动不仅面向日本和东方，同时也面对世界和现代。

　　在谈到授奖原因时，瑞典文学院认为，大江氏在其作品中“通过诗意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把现实和神话紧密凝缩在一起的想象世界，描绘出了现代的芸芸众生相，给人们带来了冲击”。

　　作者在把现实引入小说的同时，致力于非现实性的虚构(即日本文学传统中的玄虚)，两者之间既截然分明，又随意重叠，而将这两者巧妙结合起来的，则是大江氏从日本文学传统中继承下来、又具有浓郁个人特色的象征性表现手法(即日本文学传统中的幽玄)。

　　在这个独特、丰富的想象世界里，出生于森林之中的大江氏似乎对森林情有独钟，在诸多以森林为舞台的小说中，大量导入日本文学传统中的想象力和日本神话的象征性，意在把现实中的神话意义剥离出来，好像在有意印证英国诗人布莱克的论点——出自森林的是生命，回归森林的则是完成了的死亡。

　　其实，这是作者在人为地拉开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用虚构这一形式来表现和渲染潜于表层之下的现实。

　　大江通过萨特的存在主义获得的哲学要素——人生的悖谬、无可逃脱的责任、人的尊严——贯彻其作品始终，形成了大江文学的一个特征。……大江说他的眼睛并没有盯着世界的听众，只是在对日本的读者说话。

　　但是，他的作品中却存在着‘变异的现实主义’这种超越语言与文化的契机、全新的见解和充满凝练形象的诗。使他回归自我主题的强烈迷恋消除了(语言等)障碍。我们终于对作品中的人物感到亲切，对其变化感到惊讶，理解了作者有关真实与肉眼所见的一切均毫无价值这一见解。

　　价值存在于另外的层次，往往从众多变相的人和事物中最终产生纯人文主义的理想形象，我们大家全都关注的感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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