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92)_茨威格

九二

　　我对自己说，人不应该只考虑到欧洲，而是要超越欧洲去思考；不要让自己被埋葬在正日趋死掉的过去中，而是要参与它的重生。这座新兴的百万人口大城市的所有居民都对国际笔会大会表现出满腔的热情，从这种诚挚中我认识到，我们在这里不是陌生人。对于精神上一体化的信心——我们为此献上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在这里还存在，还有效，还在起作用。有了我们这个新时代的速度，大洋也不足以将我们分开。我们有了一个新任务来代替旧任务：在更大范围内，以更大胆的设想来建设我们梦想中的共同事业。如果说，从看到那即将来临的战争之时起，我已经对欧洲放弃了信心，那么我在南十字星下又开始去希望、去相信。

　　巴西给我留下的强烈印象和希望一点儿也不亚于阿根廷。这个被大自然情有独钟的国家有着地球上最美丽的城市，这个国家空间广大，直到今天还有铁路、公路尚未通达的地方，更不用说飞机了。在这里，人们对往昔欧洲的保存甚至要比欧洲人自己更精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残忍还没有侵入这个民族的风习和精神当中。人们的共同生活在那里更为和平、更为礼让，即便是大相径庭的种族之间的交往，也不像我们欧洲人之间那样充满敌意。

　　在这里，没有人以血统、种族和出身这些荒谬的理论来对人进行分门别类。我有一种奇特的预感，人们在这里还能和平地生活，这里为未来准备下了无尽的空间，而在欧洲，为了哪怕一点点儿可怜的空间，各国之间还要大动干戈，政客们还要喋喋不休。这里的土地还在等待着人，等待着人来利用它，等待着人以自己的存在来充实它。欧洲文明所创造的内容，可以在这里以另一种新方式延续下去，并发扬光大。大自然的千姿百态之美让我感到赏心悦目，我已经将目光投向未来。

　　不过，旅行，哪怕是旅行到另外一个星座下面，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也不意味着逃离了欧洲以及对欧洲的忧心。这似乎是大自然对人类最为恶意的报复：当人类通过技术创造所具备的神秘力量将自然置于自己的手中时，这些技术也同时搅扰人的灵魂。技术给我们带来的最糟糕的诅咒，莫过于它阻止我们逃离现实，哪怕一刹那也不行。我们的祖先可以在灾难性时代逃避到孤独和偏僻之处，可是我们却注定必须在同一个小时、同一秒内了解和感受到世界上某个地方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不管我离开欧洲有多远，它的命运与我同在。就在我达到伯南布哥的那天晚上，我的头顶上是南十字星座，我的身边是黑肤色的人在行走，如当头一棒一般，我在报纸上看到巴塞罗那被轰炸，一位西班牙朋友被枪杀的消息，就在几个月以前，我还与这位朋友一起度过了好几个小时的愉快时光。

　　在得克萨斯州，我坐在一辆飞驰的普尔曼式的车厢里，行驶在休斯敦和另一座石油城之间，我突然听到有人发疯似的用德语大喊大叫：一位不懂德语的旅客正好将火车上的收音机调到了德国电台，于是我在列车轰轰隆隆地经过得克萨斯平原时，还不得不听着希特勒发表的煽动演说。无由逃避，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我总是不由得带着折磨人的焦虑想到欧洲，在欧洲之内总是想到奥地利。也许这显得有些狭隘的爱国主义，在一个巨大的危险处境当中——其范围遍及从中国到西班牙的埃布罗河和曼萨纳雷斯城——我对奥地利的命运尤为关注。

　　我知道，整个欧洲的命运都系于这个小小的国家，它偏巧是我的祖国。如果现在回过头去要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政治失误的话，那么最大的错误便是：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家们没有实行威尔逊总统那个简单明了的和平计划，而是把它给肢解了。他的想法是，让小国获得自由和独立，但是他也正确地认识到，只有在所有的大国和小国都处于一个超越性的统一体之下受到约束，这些小国的自由和独立才能得到保证。由于这个超越性的组织——那个真正的、彻底的国际联盟——没能形成，他的计划中只有另外一部分即小国的独立得以实现了。由此引发的根本不是什么安宁，而是持续不断的紧张局势，因为没有什么比弱小国家的大国梦更危险的了。

　　这些小国尚立足未稳，它们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相互钩心斗角，为了一块小小的地盘而争执不休：波兰针对捷克，匈牙利针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针对塞尔维亚，在这种敌对中，所有国家当中最弱小的奥地利面对的是超级强大的德国。这个被肢解、被弄残了的国家——它的统治者曾经在整个欧洲不可一世——是欧洲这座墙保持不倒的那块关键性石头，这是我还要再强调一遍的。我知道，在这个英国百万人口大城市里我身边的所有人都不会知道，没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也就没有了，然后巴尔干就成了希特勒唾手可得的猎物。由于纳粹所具有的特殊结构，一旦维也纳在手，纳粹便能用这个杠杆撬动整个欧洲。

　　只有我们奥地利人知道，希特勒带着满是仇恨毒刺的贪婪向维也纳挺进，这座城市曾经见证过他的穷困潦倒，而今他要作为一个凯旋者长驱直入。每次当我匆匆前往奥地利，在返回时再越过边境时，都会长舒一口气说“这一次还没有”，然后回望一眼，好像这会是最后一次了。我看着灾难正在到来，无可避免。在那几年里，当别人早晨满怀信心地打开报纸时，我数百次在心里害怕会出现这样的头条：奥地利沦陷。啊，当我假装成自己早已经与奥地利的命运脱钩时，我是怎样在欺骗自己！我从远方为它那迟缓而被发烧弄昏了的头脑所做的最后挣扎而感到痛苦，其程度远远超过我那些留在国内的朋友：他们在用爱国游行来欺骗自己，他们每天互相打气：“法国和英国不会让我们沦陷的，尤其是墨索里尼决不会答应的。”他们相信国际联盟，相信和平条约，就如同一位病人相信药物上的漂亮标签一样。他们幸福无忧地生活在那里，而将事情看得更清楚的我，却忧心得肝肠寸断。

　　我最后一次回奥地利去也没有别的理由，只是内心对于大难降至的恐惧临时性发作。我曾经在1937年秋天去维也纳看望我的老母亲。我在那里很长时间没做什么事，也没有什么紧要的事情等着我去处理。从维也纳回来几个星期后的一个中午，应该是11月底，我穿过摄政王大街回家，路过时买了一份《旗帜晚报》。那是哈里法克斯勋爵飞往柏林，第一次试图与希特勒本人谈判的那一天。现在我的眼前还能出现那个画面，在这份《旗帜晚报》的第一版上右边版面上黑体排印的文字逐一列出来了哈里法克斯想和希特勒达成一致的几点内容。在字里行间我读到了，或者说我以为我读到了：舍弃奥地利！若不如此，与希特勒会谈还能有什么用？我们奥地利人知道，在这一点上希特勒是决不会让步的。

　　奇怪的是，计划中的讨论题目只出现在《旗帜晚报》的中午版上，在午后印刷的同一份报纸上这些内容已经消失得踪迹全无。（后来我听到有传言说，报纸上的消息是意大利公使提供的，因为在1937年，意大利最害怕的便是英国和德国背着它达成共识。）这份报纸上的这条消息绝大多数人可能根本没有注意，内容是否正确，我无从判断。我只是知道，一想到英国已经开始就奥地利问题与希特勒谈判了，我被吓得六神无主。今天我也不羞于说出口：当时我拿着报纸的手在抖个不停。假也好，真也好，多年来我从来没有感到这么紧张过。我知道，如果这个报道里有那么一点点真实在里面，那这就是终结的开端：那块石头就会被从墙里撬出来，而墙也会随之坍塌的。我马上转身不再去回家的方向，而是跳上下一辆开往维多利亚火车站方向的公共汽车前往帝国航空公司，去打听是否有明天的飞机票。我还想再见一次我的老母亲、我的家庭成员、我的家乡。幸好我还得到了一张飞机票，我迅速收拾些东西放在箱子里，飞往维也纳。

　　我的朋友们都很吃惊，我怎么这么快，这么突然又回来了。可是，当我说出我的忧虑时，他们是如何嘲笑我的！我还一直是过去的那位“耶利米”，他们笑话我说。难道我不知道吗，现在整个奥地利的居民都百分之百地支持舒施尼克？他们极尽能事地盛赞“祖国阵线”这一了不起的游行，而我在萨尔茨堡已经观察到，绝大多数游行者只是将规定的统一徽章别在领口上，为的是不要对自己造成不利。与此同时，他们为谨慎起见，也早已在慕尼黑的纳粹党那里登记了。我学过的历史，我自己写过的历史太多了，不会不知道大众总是会马上倒向当权的一方。他们今天会高呼“舒施尼克万岁”，明天也会用同样以排山倒海的声音高喊“希特勒万岁”。

　　我在维也纳接触到的所有人，都表现出真诚的无忧无虑。他们互相邀请聚会，身着晚礼服和燕尾服（他们根本不知道，不久以后他们就得穿上集中营里的囚服）；他们奔走于各家商店，购置圣诞节礼物，布置漂亮的房子（他们根本不知道，不多的几个月以后就会遭到洗劫）。古老的维也纳固有的悠然自得，我此前也非常喜欢，也是我一生都梦想拥有的状态。这种忧虑全无的状态，曾被维也纳的民族诗人路德维希·安岑格鲁贝（Ludwig Anzengruber，1839—1889）概括为一句简短的格言：“你不会出事的。”这种无忧感第一次让我觉得疼痛。也许在终极意义上，所有这些维也纳朋友都比我睿智，因为他们在事情到来之时才去经历那种痛苦，而我事先已经在想象中感受到一次痛苦，当发生之时会第二次感受到。不管怎样，我无法理解他们，也无法让他们明白。两天以后，我不再对任何人发出警告。为什么要去扰乱那些根本不想受人打扰的人呢？

　　在维也纳停留的最后两天里，我带着绝望无言的“再也不能”的目光再次看遍每一条熟悉的街道，每一座教堂，每一个花园，这座我出生之城的每一个古老角落。当我说出这话时，不是事后的词语点缀，而是绝无虚言的真实。我在与母亲拥抱时，就带着这样隐秘的“这是最后一次”的感觉。我带着“再不能见”的想法来感受这座城市、这个国家，明确地知道这是告别，永远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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