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28)_茨威格

二八

　　不管怎样，对于这样一位有魔力的人物，能够在他早年与他相遇相识，在他还能够友好地、不那么教条地与年轻人分享自己的知识和思想时结识他，这对我来说是不可低估的收获。从他那既引人入胜又十分深奥的学问中我认识到：我们读了高中就曾经觉得自己已经学识渊博了，而真正的渊博，绝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依靠泛泛阅读和讨论就可以获得，那是需要经年累月的刻苦努力才能获得。

　　那还是一个兼容并蓄的时代，建立友谊还相对容易，社会或者政治上的差异还没有那么无法调和。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位年轻人从与自己一起努力的同道人那里会比从高于自己的人那里学到更为重要的东西。我又一次感觉到，集体性的热忱投入会带来怎样丰硕的成果——这次是在比中学更高的、国际性的层次上。我在维也纳的朋友几乎都出身市民阶层，甚至百分之九十是犹太市民阶层，我们的兴趣大同小异，在朋友圈中无非让自己的兴趣得以加倍或者翻番地增长。但是，这个新世界里的年轻人却来自完全不同的阶层，有上层的，也有下层的，有普鲁士贵族家庭的公子，也有汉堡船主的儿子，而另外一个很可能来自威斯特法伦的农民家庭。

　　我突然置身于这样的一个圈子，这里也有身着衣衫褴褛的真正穷人，这个圈子是我在维也纳时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我与酒徒、同性恋、吸毒者同坐在一张桌子旁，不无骄傲地与一位有名的、被判过刑的诈骗犯握手（他从监狱出来后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因此加入我们作家群里面）。所有那些我在现实主义小说中里读到过却几乎无法相信的东西，都堆挤在这样的小酒馆或者咖啡馆里。我被带进这样的地方，一个人的名声越差，我想去认识这个人的兴趣就会越强烈。这种对身处岌岌可危境遇者所持有的好感和好奇，伴随了我整个一生。即便后来到了本该慎重择友的年龄，我的朋友们还经常指责我在与一些如何缺乏道德感、不可靠、真正一无是处的人打交道。

　　也许正是我出身的那个阶层所强调的团结感以及另外一个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我感觉“太平无虞”这一情结是负担——才让我觉得他们的生活是那么令人着迷：他们对自己的生命、时间、金钱、健康、名誉大手大脚，对待它们几乎可以说是带着某种蔑视，这是些为激情所驱使、生存没有任何目标的狂人。也许在我的长篇和中篇小说里，人们可以看到我对这种浓烈的、不受任何羁绊的自然本色的偏爱。此外，这里还有来自异域风情的外国因素所带来的刺激。他们当中的每一个几乎都能给我的好奇心带来一份来自陌生世界的礼物。

　　来自德罗霍毕茨（Drohobycz）^①的画家埃·莫·利林（E.M.Lilien）是一位贫穷的、信奉正统犹太教的旋木工的儿子，在他这里，我第一次遇到真正的东部犹太人，从而也了解了犹太教。在那之前，我对这个宗教中所蕴含的力量、那种坚韧的狂热根本不了解；一个年轻的俄国人给我翻译了当时在德国还无人知晓的《卡拉玛佐夫兄弟》中最美的片段；一个漂亮的瑞典人让我第一次看到蒙克的画；我也在画家们（糟糕的画家）的画室里滞留，观察他们的绘画技术；一位信徒将我带到某个宗教圈子：这些活动让我感受到生活的千般形式和多样性，对此我感到津津有味。我带着自己在中学时将注意力投射到纯粹的形式、韵律、诗句、词汇上的力度，现在将注意力投射到人的身上。在柏林，从早到晚我总是在和各种新结识的人在一起，有兴奋也有失望，甚至也被他们所欺骗。我想，我十年里所收获的精神上的交往还不如在柏林短短一个学期那么多，这是彻底自由的第一步。

　　①历史上一座犹太人聚居的东欧城镇，位于今天的乌克兰。这座小城在1918年之前属于奥匈帝国，1919—1939年属于波兰，居民当中有大量犹太人，这里也有全波兰最大的犹太教堂。根据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条款，苏联红军在1939年占领该城。1941年，德国在发动进攻苏联后夺回该城，将犹太人送往集中营实施灭绝；1945年，该城又易手为苏联红军占领，将该城划归为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城里的波兰人被驱逐。

　　这种不可思议的多种启发，原本意味着我的创作兴趣也会有不同寻常的提升，似乎可以说理当如此，而实际上的情况正好相反。我在中学时代由于精神上的兴奋而陡然升起的自信，令人忧虑地消失了。在那本不成熟的诗集出版四个月以后，我简直不能理解自己当初怎么有勇气把它拿出来。我仍然觉得那些诗句是很好的、很有技巧，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令人瞩目的艺术工艺品，来自雄心勃勃的对于诗歌形式的游戏乐趣，但是那里面的感伤情绪不是真正的。同样，在与真实有了这样的接触以后，我也感觉自己第一个中篇小说中有种在稿纸上喷洒过香水的味道。这些作品都是在对现实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写就的，用的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二手技巧。

　　我来柏林时，带来了一部只剩下一章还没有完成的长篇小说手稿，本来是要让我的出版人高兴一下的，但是手稿很快就被我扔进火炉里，因为在看到真实生活之后，我对自己的中学生能力的信任遭到了沉重一击。对我来说，那就好像在学校里被留级一年一样。的确，在出版了第一部诗集以后，我过了六年才出版第二部诗集，再往后隔了三四年才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在这期间，我遵照诗人戴默尔的忠告，将时间用在翻译上。对这一忠告，我现在仍然心存感激。到今天我也仍然认为，对一位年轻诗人来说，翻译外文的文学作品是去更深地了解自身语言的精髓、去创造性地掌握这一语言的最好机会。

　　我翻译波德莱尔的诗歌，还有魏尔伦、济慈、威廉·莫里斯的一些诗歌，夏尔·范·莱尔贝尔赫（Charles van Lerberghe）的一个小剧本，卡米耶·勒蒙尼耶（Camille Lemonnier）的小说《熟能生巧》。正因为每一种外语中那些最为独特的约定俗成的用法会抵抗任何模仿，这才对语言表达力构成了平时不会遇到的挑战。这种斗争——不屈不挠地强行将外语变为自己的语言，强行将自己的语言变得富有弹性——对我来说总是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艺术乐趣。这种默默无闻、费力不讨好的工作需要耐心和韧性，而这两种美德被我在中学时代出于轻率和鲁莽而抛弃了。现在，我格外喜欢这项工作，因为在介绍艺术名著这项朴素的工作中，我第一次有一种确凿无疑的感觉：我在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也算不枉此生。

　　在内心深处，我已经清楚自己接下来几年要走的路：多看，多学，然后才真正开始！不要带着仓促发表的作品来面对这个世界，而是首先了解这个世界的本质内容！柏林的玉液琼浆让我变得对世界更如饥似渴。我在考虑暑假的旅行去哪个国家。我选择了比利时。在世纪之交，这个国家出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艺术飞跃，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其力度跟法国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绘画界的克诺普夫（Khnopff）、罗普斯（Rops），雕塑界的康斯坦丁·默尼埃（Constantin Meunier）、米纳（Minne），工艺美术界的范·德·韦尔德（van der Velde），诗歌界的梅特林克（Maeterlinck）、埃克豪特（Eekhoud）、勒蒙尼耶，他们都表明了新的欧洲艺术力量所在。尤其让我入迷的是艾弥尔·维尔哈伦（Emile Verhaeren），因为他的抒情诗完全开拓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我发现了这位当时在德国还无人知晓的诗人——官方的文学界很长时间将他与魏尔伦相混淆，就如同将罗曼·罗兰与罗斯丹（Rostand）弄混一样。可以独自去热爱一个人，这也总是意味着双倍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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