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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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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十年后的今天看来,这一切都像是童话或者满含幽默的夸张。不过在当时,这种对肉体和天性因素的恐惧,带着一种真正的神经强迫症一般的力度渗入整个社会当中,从社会最高层到普通黎民百姓当中。不然的话,人们如何能够设想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世纪之交的时代,当第一批大胆的女人敢于骑上自行车或者用和男人一样的姿势骑马经过时,会有农民向她们扔石头;当我还在上中学的时候,维也纳报纸用整版的篇幅来激烈地争论一项可怕的、不符合道德风尚的革新建议:皇家歌剧院的芭蕾舞女演员在舞蹈时不穿套袜;当伊沙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穿着白色的,幸好还是长长下垂的舞衣跳最古典的舞蹈,露出赤裸的脚板而不是像通行的那样穿着丝绸舞鞋时,那便成了一个无以复加的轰动事件。 现在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在这警醒的监视目光下长大的年轻人,如果一旦发现人们神秘兮兮拿来包裹“性”的那件风化外衣其实已经破旧不堪,满是裂缝和窟窿,那种怕有伤体面的惶惶不安在他们眼里会显得多么可笑。毕竟,五十个中学生里难免会有人在昏暗的胡同中与老师相遇,或者在自己的家庭圈子里偶然听到那些在我们面前表现得一本正经的人,干过这样或者那样见不得人的事。实际上,没有什么比那些拙劣的掩盖伎俩更能激发我们的好奇。既然天性不能无拘无束地公开流露,这些好奇就会在大城市里找到地下的,大多并不干净的奔涌渠道。在每个社会阶层,人们都能感觉到一种隐蔽的过度兴奋,它们显得那么幼稚而且无助。几乎没有哪个栅栏或者某个不常有人光顾的地方不被乱涂乱画上不雅的词句和图画,几乎没有哪个女性游泳区的木板围墙上没有被钻出用来偷窥的“瞭望孔”。 那些在今天由于回归天性而变得衰落的产业,在当时却悄悄繁盛起来,尤其是人体摄影和裸体摄影,在每个酒馆里都有小贩在桌子下向半大小伙子们提供这些图片。由于严肃文学注定得带有理想主义的、谨慎小心的色彩,那些所谓的“外套下面”的色情文学是所有书籍中最糟糕的种类,印刷用纸质量低劣,语言蹩脚,却有着极好的销路,那些“下流艺术”杂志也是如此,类似这样令人作呕的淫秽作品今天已经找不到了。宫廷的各剧院还在奉行着高贵的时代理想和像雪一样洁白的纯净,同时也有一些剧场和歌舞场专门上演最粗鄙俗气的内容。所有被阻碍的东西,在找寻自己迂回曲折的出路。 这被禁止接受性启蒙,被禁止无拘无束地与异性相处的一代,其好色程度要远远超过今天这些享有较高爱情自由程度的青少年。只有得不到的东西才会让人产生更强烈的欲望,只有遭到禁止的东西才会误导人们的欲求;眼睛看到得越少,耳朵里听到得就越多,在思绪中对此的梦幻也就越多。人们让身躯得到的空气、光线和太阳越少,它们在感官上的堆集就越多。这一切汇总到一起,这些社会压力在我们这些年轻人身上并没能提高其道德修为,反而激起了针对一切说教的不信任和鄙视。我们从觉醒的第一天开始就本能地感觉到:这个社会力图通过对“性”保持缄默和遮掩这种不诚实的道德剥夺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本该有权利得到的东西,为维护一个早已变得与现实脱钩的社会原则来牺牲我们想坦诚生活的意愿。 这种所谓的“社会道德”,一方面私下认可“性”的存在及其自然而然的进程,另外一方面又一定要在公开场合讳莫如深。这甚至可以说是双重的谎言。人们对年轻男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有意鼓励他们去“出头增加历练”——这是在那个时代里人们在家庭里善意使用的调笑语言;但是,对于女人他们却害怕地紧闭双眼,视而不见。老规矩也默默地认可,男人能够也可以感觉有性欲驱动,但是,如果坦诚地承认女人也同样屈服于这一天性,造物主为了其永恒的目标也需要创造出一个女性对立体,这就会冒犯“女性圣洁”这一概念。在前弗洛伊德时代,人们普遍认可的公理是:一位女性在被男性唤起肉体上的欲求之前,自身是没有肉体欲求的,而男性只允许在结婚以后再去唤醒她的肉体欲求。不过,即便是在那个讲究道德的时代,空气中——在维也纳尤甚——到处都是危险的色情感染源,因此一位出身上流家世的姑娘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到与丈夫一起离开婚礼圣坛的那一天止,就要完全生活在被彻底消过毒的环境中。为了保护这些姑娘,她们绝不可以须臾独处。 家庭女教师的看管职责在于,绝不让她们在不受保护下离开房前一步。她们被人送到学校,去参加舞蹈课和音乐课,同样也要被人接回来。她们读的每一本书,都会受到严格的检查,尤其是年轻姑娘一定要有事可做,以便让她们尽量远离危险的想法。她们得学习钢琴、歌唱、绘画、外语、文化史和文学史。人们给她们提供良好的教育,甚至多得过了头。一方面,人们极尽能事地将她们培养成有教养、举止得体的人;另一方面,又不无恐惧地让她们保持对最自然之事一无所知,这种无知程度是我们在今天难以想象的。一位上流家庭出身的姑娘,对于男人的身体构成完全没有概念,也不知道孩子是怎样来到人世的,因为天使要保证她在进入婚姻殿堂时,不光身体没有被人触碰过,灵魂也要彻底“纯净”。 “良好的教养”这个词对于一位年轻姑娘来说,完全等同于对生活的无知。有时候,这种对生活的无知在一些女人身上终生保持不变。我的一位姨妈曾经有过一桩趣事,至今还让我忍俊不禁。她在新婚之夜的半夜一点钟突然又出现在父母家门口,大吵大嚷,说她再也不要见到她嫁的那位丑陋男人,他是个疯子,是个坏蛋,因为他当真想让她脱衣服。她费了好大的劲儿,才从他那种病态的要求下逃脱出来。 无须讳言的是,这种无知也让那时的年轻姑娘们感到一种神秘的刺激。这些羽翼未全的生灵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在她们自己的世界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一个她们对此一无所知,人们不允许她们有任何了解的世界,这让她们对那个另外的世界充满了好奇、渴望,对此喋喋不休,心向往之又手足无措。如果有人在大街上跟她们打招呼,她们会脸红——今天还会有姑娘脸红吗?姑娘们单独在一起时,她们会嘀嘀咕咕、窃窃私语、嘻嘻哈哈笑个不停,像是喝醉了酒一样。对于那个她们自己被排除在外的世界,她们对未知的一切充满了各种期待,她们梦想着罗曼蒂克的生活,同时羞于让人发现她们的身体多么渴望温存,至于这温存究竟为何,她们并不清楚。 一种悄无声息的困惑不可避免地困扰着她们的整个行为,她们走路的样子和今天的姑娘们不同:今天的姑娘因为体育变得强健,她们的行动轻盈自如,身处年青的男性当中,在运动方面与他们别无二致。那时的姑娘们,只要走上千八百步的路,人们就可以从步伐和动作上分辨出未婚姑娘和已婚妇女。她们比今天的姑娘更像姑娘,而不像女人。在本质上,她们与那些温室植物的纤弱是类似的,都是在人为的,过于温暖的环境里被保护着,在免受任何风霜的环境中长大:她们是一种特定的教育和文化中,人为地培植出来的产品。 不过,当时的社会就是要通过这种与实际生活脱节的教育把姑娘们培养成这个样子:简单而且知识贫乏,有良好的教养却对事物一无所知,好奇而害羞,犹豫不决而且不切实际,她们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在婚姻中被丈夫塑造、摆布,没有自己的意志。社会风尚似乎是要将她们保护起来,作为它最隐秘的理想,作为女性美德、贞洁、超俗的象征。如果一位年轻的姑娘错过了她的最佳时间,如果到了二十五岁,到了三十岁还没有结婚,那会是多么大的悲剧!因为社会规范出于对“家庭”和“风化”的顾及还会无情地要求这位三十岁的姑娘一直保持着那种没有经验、没有欲求的天真状态。不过,这一纤柔的图像大多会变成一幅尖刻残忍的讽刺漫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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