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14)_茨威格

一四

　　在这个真正的灵感勃发的一瞬间，所有的一切——他读过的每一本书，他看到过的每一幅画，每一个风景——都会在他那神奇般醒来的记忆中变得栩栩如生。他用的比喻如此贴切自如，就如同用左手比喻右手一样；他所展示的视野矗然而立，就如同在已经消失的地平线上突然出现了一道舞台布景一样。在首次见到他的那个演讲上，以及在后来的私人会面中，我真正感觉到他身上的“气”，一个高不可测的人物所具有的那种能令人感到充满活力、感到欢欣鼓舞的气息，他身上那种用理性还不能完全把握的“气”。

　　从某种意义上说，霍夫曼斯塔尔后来再也没有超过他自己在十六岁至二十四岁时所创造的无与伦比的奇迹。我对他后来的某些作品也一样推崇有加，那些华美的论文，《安德烈亚斯》中的片段——这部未完成的作品也许是德语作品中最美的长篇小说，以及他的戏剧中的某些片段。但是，随着他与真实的生活剧场和那个时代的兴趣关联越来越紧，由于他的各种计划中有明显的意图和野心，他那如梦游者才会有的，只有在童真的诗歌中才有的纯粹灵感不见了，和它们一起消失的还有我们对自己青春岁月的沉醉和痴迷。了解他这位未成年人的创作，让我们早早知道，这个出现在我们青春时期的天才奇迹是一次性的，在我们的一生中，它再也不会梅开二度。

　　巴尔扎克曾经以无与伦比的方式描写了一个拿破仑·波拿巴如何让整整一代法国人群情激昂。在巴尔扎克看来，波拿巴从一个小小的少尉到世界的皇帝，这令人炫目的飞黄腾达不光意味着某一个人的胜利，也是一种青年理念的胜利。一个人并非一定要生为王侯贵胄才有可能早日获得权力：哪怕出生于一个随便什么样的小户人家，甚至穷人家，同样也可以在二十四岁成为将军，在三十岁成为法兰西的统治者，不久以后也能统治整个世界。这一不可复制的成功让成百上千的人抛开自己卑微的职业，离开边远的外省小城——波拿巴少尉让所有的年轻人头脑发热。他驱动他们有更高的野心，他造就了庞大军队中的诸多将军，以及《人间喜剧》中很多英雄和平步青云的人。一位独一无二的年轻人，无论在哪个领域里一下子就达到迄今无人企及的高度，光是他的成就本身，就足以让所有年轻人围在他们身边，跟在他们身后。

　　从这个意义上讲，霍夫曼斯塔尔和里尔克对于我们这些更年轻的人来说，对于我们身上还没有完全迸发出来的能量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推动。我们并不指望霍夫曼斯塔尔的奇迹能够在自己的身上重现，单单他的存在就给我们增添了力量。他直观地证明，即便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座城市和我们的社会阶层也有可能出诗人。他的父亲是一位银行行长，毕竟也是来自同样的犹太——市民阶层，和我们一样；这位天才住的房子和我们住的房子差不多，也有着同样的家具，在同样的社会阶层的道德中成长起来，也在同样严格无趣的人文中学读书，他也学了同样的课本，在同样的木头板凳上坐了八年，也像我们一样没有耐心，与我们相似，对一切精神价值充满激情的热爱。

　　但是，看啊，就在他还不得不在学校的板凳上磨裤子时，必须在体操大厅来回踏步时，他一个箭步就成功地飞越了周围的环境和逼仄，飞越了他的城市和家庭，从而进入一种没有限制的境界。在某种程度上，霍夫曼斯塔尔以活生生的实例向我们表明，从原则上讲，在我们的时代，即便在一个奥地利的人文中学这种牢笼般的气氛中，也是可以来完成诗歌创作的，甚至还有可能被印刷出来，被盛赞，成为名人！对于尚未成年的男孩子的心来说，这是多么大的诱惑力！

　　里尔克则意味着另外一种类型的鼓励，它以一种让人心安的方式来补充霍夫曼斯塔尔带来的那种激励。纵使我们当中最为狂妄的人，似乎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与霍夫曼斯塔尔一争高低。我们知道他是早熟天才中不可复制的奇迹，如果将我们自己十六岁时的诗歌与这位著名人物在同样年龄时的作品相比，我们会感到羞愧；同样，如果将自己与他在中学时代已经在人类思想宇宙中的航行相比，我们也会为自己汗颜。里尔克也是在很早时，大概也是在十七八岁时已经开始写作并发表诗歌。但是，里尔克早期的作品，如果与霍夫曼斯塔的那些比较起来，甚至可以说是绝对不成熟、幼稚和天真的诗歌，只有带着不那么挑剔的眼光，人们才可能感知到其中些许的天才踪迹。

　　直到后来，当这位被我们无比热爱的诗人在二十二岁或者二十三岁时才开始出现有个性的长足进展：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一个人不一定非得如霍夫曼斯塔尔那样在中学时代就是成熟的诗人，也可以像里尔克那样摸索、尝试、成型、提升。如果一个人眼下写出来的东西还拿不出手、不成熟、不那么有责任感，他也许不会成为霍夫曼斯塔尔那样的奇迹，而在他身上可能会重现里尔克那样平稳而寻常的成才之路。

　　我们所有的人都早已经开始创作或者写诗，开始演奏乐器或者开始朗诵。对我们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那种被动的、激情化的态度，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不自然的，因为年轻人身上的本质就是不光要获得印象，也要以自己的创造来应答。对年轻人来说，热爱戏剧至少意味着他们有这样的愿望和梦想：让自己登上舞台或者参与戏剧演出。他们对各种形式的天才极端崇拜，这不可避免地会让他们去留意自己身上的某些苗头，能否在自己并不完全了解的躯体里或者在尚且半蒙昧的灵魂中看到这种出类拔萃特质的蛛丝马迹。与当时维也纳的气氛相符，也与那个时代特殊的限定条件相吻合，我们班级里的同学中普遍都热衷于艺术生产。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身上找寻着天分，并力图让它发扬光大。我们当中有四五个人想成为演员。他们模仿着城堡剧院演员的做派，不知疲倦地练习台词和朗诵，已经开始偷偷参加戏剧表演课，在课间临时分派不同的角色，临时表演经典戏剧中的场景，而我们其余的人则构成了好奇而苛刻的观众。我们当中有两三个人是受到出色培训的音乐人，但是他们还没有决定自己是去当作曲家、演奏家还是去当乐队指挥。

　　正是由于他们，我才对新音乐有了最早的认识，而这些新音乐在爱乐乐团的官方音乐会中还是很受鄙视的——他们也从我们这里拿到歌曲或者合唱曲的歌词。我们当中还有一个人，这位同学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沙龙画家，他在上课期间将我们的作业本画得满满的，给我们这个班级里全部的未来天才画了肖像。不过，我们在文学上的努力要远远超过其他方面。由于我们彼此监督尽快地完成作品，互相对各自的诗歌进行评论，我们在十七岁时达到的水平远远超出了文学爱好者的水平，其中某些个人作品的水平已经真正说得过去，并且得到了文学刊物的证明：它们不光是被粗俗的地方报纸所采用，也为那些新生代的主流文学期刊所接受、被发表出来，甚至还得到了稿费——这是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我们班里的一位同学Ph.A.，我曾经像崇敬天才一样崇敬他，他的名字赫然出现在最了不起的豪华杂志《潘神》（Pan）的首位，与理查·戴麦尔（Richard Dehmel）和里尔克并排；还有另外一位同学A.M.，曾经使用“奥古斯特·厄勒”（August Oehler）的笔名，打入了当时所有德语期刊中最难进入、最离奇的刊物《艺术叶片》（Blätter für die Kunst）——这本期刊是斯蒂芬·格奥尔格专门为自己那个超凡入圣、再三遴选才得以进入的文学团体的成员保留的园地。我的第三位同学，在霍夫曼斯塔尔的鼓励下，写了一本关于拿破仑的剧本；第四位同学提出了一种新的美学理论，完成了有重要意义的商籁体诗歌；我自己则在现代派的主流文学杂志《社会》（Gesellschaft）以及由马克西米利安·哈尔登（Maximilian Harden）主编的《未来》（Zukunft）——一份在新德国的政治和文化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周刊——上发表了作品。

　　今天回过头去看，我不得不客观地承认，就那些作品中知识的广博、文学技巧上的精致、艺术上的水准而言，它们出自年仅十七岁的人，这的确是惊人的。这种情况只可以解释为，是霍夫曼斯塔尔那神奇的早熟榜样或多或少地在前面引导着我们，让我们激情澎湃地努力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我们掌握各种艺术诀窍，谙熟语言的夸张和奔放；我们了解每种诗体的写作技术，从品达式的哀婉诗到民歌当中简单的口语表达，我们都无数次尝试、仔细推敲。在每天的作品交换中，我们互相指出那些粗心大意的不足之处，讨论韵脚上的细节。当我们那些尽职的老师还没有任何预感地在用红墨水划出我们在作文中缺少的逗号时，我们早已在相互进行文学批评，其严格程度、艺术上的见识以及审查之细微，是那些大报纸上的文学批评头领人物在对古典大师杰作的批评中所不曾有过的。在中学里的最后几年，由于我们一味热衷于文学批评，在专业评判和文采斐然的表达能力这方面，也已经走在那些名声卓著的专业评论家的前面。

　　对于我们班级同学在文学上早熟做这种完全忠于实情的描述，也许会让人错误地以为我们是一个特别的班级。完全不是这样的。当时在许多学校，也都可以观察到同样的现象，同样的狂热和同样早熟的天才。这不可能是偶然的。那是一种特别良好的氛围，这座城市特殊的艺术沃土、非政治化的时代、世纪之交的思想上和文学上的新取向扑面而来，这些因素与我们这一人生阶段注定会有的创作意愿连在一起。每个青春期的年轻人身上都有诗性或者诗性的驱动。当然，在大多数人那里，诗性就如同一阵稍纵即逝的波浪一样流过，这种热衷很少能延伸到青春期以后，因为它本身就是青春的焕然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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