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12)_茨威格

一二

　　有一次，我告诉尊敬的朋友保尔·瓦莱里（Paul Valery），我与他在文学上的相识已经有多么久远，说我在三十年前已经读过并热爱他的作品。瓦莱里善意地笑着说：“您别骗人，我亲爱的朋友！我的诗歌1916年才出版。”但是，当我接下来准确地描述那本小小的文学杂志的颜色和版面时——我们1898年在维也纳读到的他的第一首诗——他大为吃惊。“可是，在巴黎都几乎无人知道，”他惊诧地说，“您在维也纳是怎么弄到手的呢？”“和您在一个边远小城里读马拉美（Mallarme）的诗一样，那也是当时主流文学界还不怎么知道的，”我这样回答他。他对此表示同意，说：“年轻人发现他们自己的诗人，因为他们要自己去发现自己的诗人。”

　　的确，这些新风还没有刮过来，我们就已经嗅到气味了，因为我们总是在大张着鼻孔。我们发现新东西，因为我们渴望新东西，渴望属于我们而且只属于我们的一些新东西——不是那个父辈们的世界，而是我们自己的环境。年轻人如同某些动物一样，对天气的转变有着出色的直觉，因此，我们这一代赶在我们的老师和大学之前就知道，旧世纪结束了，在艺术观方面已经走到了尽头，一种革命或者至少是一种价值转变正在开始。我们父辈那一代优秀而稳健的大师们，文学界的凯勒（Gottfried Keller）、戏剧界的易卜生、音乐界的勃拉姆斯、绘画界的莱布尔（Wilhelm Leibl）、哲学界的冯·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在我们的感觉中他们就体现那个太平世界中优缓的沉思。尽管他们在技术上和思想上卓越超群，但是已然引不起我们的兴趣。我们直觉地感觉到，他们那种冷静、中庸的节奏与我们不安的血液中流淌着的东西是疏离的，与这个时代日益加快的速度也不合拍。

　　现在，在维也纳生活着德意志青年一代最机警的头脑，赫尔曼·巴尔（Hermann Bahr）。他正作为一位思想上的勇士进行愤怒的搏斗，为将要形成的和即将到来的一切扫清路障：在他的帮助下，艺术家中分离派运动的展览“分离”开幕了：让旧学派感到震惊的是，巴黎印象派画家和点描画派的画家、挪威的蒙克（Edvard Munch）、比利时的罗普斯（Felicien Rops）以及所有能想得到的极端艺术家都在这里展出了；同时，通往那些很少受到注意的现代艺术的前辈人物——如格吕内瓦尔德（Grünewald）、埃尔·格列柯（Greco）和戈雅（Goya）——的道路也打通了。人们突然学会了一种新的“去看”的方式；同一时间内，在音乐界由穆索尔斯基（Mussorgskij）、德彪西、施特劳斯、勋伯格引入了新的旋律和音色；在文学界，左拉、斯特林堡、霍普特曼为现实主义破冰，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斯拉夫的旋风，魏尔伦（Verlaine）、兰波（Rimbaud）和马拉美展示了诗歌艺术当中至今无人知晓的简约和精致；尼采让哲学界发生了革命；在建筑界，一种大胆而自由的建筑艺术公开宣称不要古典的繁文缛节，取而代之的是没有点缀的实用建筑。

　　突然之间，古老舒适的旧秩序遭到了破坏，那些迄今为止被认为颠扑不破的“审美上的漂亮”（此语出自汉斯利克）标准受到质疑。“稳健”的市民阶层报纸上的官方批评家对这些有时过于大胆的试验感到震惊，用一些类似“堕落”“无法无天”等驱逐式诅咒来遏制这种不可阻挡的潮流之时，我们这些年轻人则将自己热烈地投入这最为凶猛的激流当中。我们有一种感觉：这是我们留给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时代开始了，年轻人终于开始获得了自己的权利。一下子，我们那不安的寻找和搜索的激情获得了意义：我们这些尚未离开校门的年轻人能够参与为新艺术而进行的战斗，而这些厮杀往往是狂野而毫无顾忌的。

　　凡是尝试艺术实验的地方，不管是一场韦德金德（Wedekind）的戏剧演出，还是新诗歌的朗诵会，我们必定会带着全身心力量到场助战，这力量不光来自灵魂，也来自拳头。我亲眼看见的一件事是：在一场勋伯格早期的无调性音乐作品的首演音乐会上，一位先生大声地发出了嘘声并吹口哨，而我的一位朋友布施贝克（Buschbeck）毫不留情地给了他一记大大的耳光。无论在哪里，我们都是任何新艺术类型的带路先锋和先遣队，只因为它们是新的，因为它们要为我们——现在到了我们活出自己的样子的时刻——而改变世界，因为我们感觉到，这“跟我们有关”。

　　我们对这些新艺术的兴趣之所以如此彻底并如醉如狂，还有一个原因：可以说，那完全是年轻人的艺术。在我们父辈那一代，一位诗人、一位音乐家是要首先被“检验”的，他只有迎合了市民社会那种放松的、稳健的品位方向，才能获得敬重。所有那些人们告诉我们应该去尊敬的男人，他们都做出会让人尊敬的举止和姿势。他们有着漂亮的、略为灰白的胡子，身体罩着充满诗意的丝绒外套——维尔布兰特（Wilbrandt）、埃贝斯（Ebers）、达恩（Paul Dahn）、保尔·海泽（Paul Heyse）、伦巴赫（Lenbach），那个时代最受青睐的人物现在早已被淹没在时间的洪流当中。他们在拍照时带着深思的目光，总是有着“尊贵的”与“诗人式的”姿势，他们的举止如同宫廷顾问和达官贵人，也像这些人一样佩戴勋章为装饰。年轻的诗人、画家、音乐家最多会被标记为“满有希望的天才”，要得先被冷落上一阵才会得到正面的认可。

　　那个时代的谨慎，让人们不愿意过早地给予好感，一个人得先经过多年的“稳健”成绩来证明自己才行。新的诗人、音乐家、画家都很年轻。霍普特曼，突然之间从一个籍籍无名的人一跃而起，以三十岁的年龄占据了德国的舞台；格奥尔格和里尔克都以二十三岁的年龄——按照奥地利的法律，他们还没有获得成年人的权利——就获得了文学上的美誉，有了狂热的追随者。在我们自己的城市里，一夜之间就出现了一个由阿图尔·施尼茨勒、赫尔曼·巴尔、理查德·贝尔——霍夫曼、彼得·阿尔滕贝格等人组成的“青年维也纳”群体。

　　在这个群体里，通过把一切艺术手法精致化，他们让特殊的奥地利文化第一次找到了欧洲式表达方式。在所有人当中，有那么一个人物让我们感到如此痴迷和沉醉，让我们感到迷狂和兴奋，这便是那位了不起的、非同凡响的、独一无二的天才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在这一形象中，我们这些年轻人在一位几乎同龄人的身上，不光看到了自身的最高雄心，也看到了完美的诗歌成就。

　　年轻的霍夫曼斯塔尔的出现，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天才早熟的伟大奇迹之一。在世界文学史上，除了济慈和兰波以外，我还找不到有谁在驾驭语言方面能做到如此完美无瑕；没有谁能让诗性因素如此这般贯穿全部作品，哪怕是最不经意的诗行；没有谁是如此这般的伟大天才，在他十六岁和十七岁时已经以不可磨灭的诗歌和至今尚未有人企及的散文诗，被永远地载入德语语言的史册当中。他的突然开始以及从一开始便如此完备，是一桩超凡脱俗的现象，在一代人当中几乎不可能再有第二例出现。那些最先知道他的人，都惊讶于他的出现令人难以置信，把这当成一个超自然的奇迹。赫尔曼·巴尔多次向我讲起，他收到一篇给他的杂志的投稿时有多么吃惊。

　　文章出自维也纳一位他不认识的“洛里斯”之手——当时中学生不可以用自己的名字公开发表作品。在来自世界各地的稿件当中，他还从未看到过有人能以如此轻松飘逸的手法，用如此灵动而典雅的语言写出如此丰富的思想。谁是“洛里斯”？谁是这位他不认识的人？他这样问自己。肯定是一位智慧的长者，年复一年地将自己的认知无言地挤压浓缩，在一个秘密之地将这些认知注入最为浓缩的语言精华当中，将其培育成差不多是充满情趣的魔法。这样一位智者，这样一位受上天眷顾的诗人，和他住在同一座城市里，而自己却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巴尔马上给这位素不相识者回信，约定在一个咖啡馆里面谈——著名的格林斯坦特尔（Griensteidl）咖啡馆、青年文学的大本营。突然一个瘦高个子、尚未长出胡须、身着青年装短裤的中学生迈着轻快的步子来到他的桌子旁边，微微鞠了一躬，用高高的，还处于变声期的嗓音简短有力地说道：“霍夫曼斯塔尔。我就是洛里斯。”很多年以后，当巴尔再讲到他当时的讶异时，仍然激动不已。他一开始不愿意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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