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9)_茨威格

九

　　§二　上个世纪的学校

　　在读完国民小学以后我被送入文理中学，这不过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每一户殷实人家出于对社会地位的考虑，都要精心培养“受过教育”的儿子，让他们学习法语和英语，精通音乐，首先给他们安排家庭保育教师，其后是私人教师教他们举止得体礼貌。但是，在那个“开明”的自由主义时代，只有能够通向大学文凭的所谓“学术”教育才具有完全的价值。因此，每一个“上层”家庭都有那么一份勃勃的雄心：在自己的儿子当中，至少有一人的名字前面应该带个博士头衔，随便什么专业的都行。

　　通往大学的这条路相当漫长而崎岖。五年的国民小学，八年的文理中学必须得在木头长凳上坐过来，每天五六个小时的功课，课余时间还要完成作业。除此以外，在学校之外他们还被要求获得“通识教育”：法语、英语、意大利语，除了这些“活”的语言以外，还有古典希腊语和拉丁语，也就是说，五种语言再加上几何学和物理学，以及学校里的常规学科。那内容实在是太多了，几乎没有给身体的发育、体育和散步留出空间，尤其是没有给兴奋感和愉快留出来任何余地。

　　我只能模糊地记得，我们在七岁时背诵了《快乐而幸福的童年》这首歌曲，必须表演合唱。这首歌那简单而单一的旋律还能在我的耳边回响，但是那首歌的歌词在当时我就很难唱出口，更难觉得它让人口服心服。如果可以实话实说，我的整个学校生涯，全是不间断的无聊厌倦。我失去了耐心，想要摆脱这种磨盘般的折磨；无聊厌倦的感觉却因为我的不耐心而年年增长。我不记得在那个单调的、没有灵魂、没有思想的学校中有什么事情是“快乐”和“幸福”的，它把我们生活中最美好、最自由的一段岁月彻底败坏了。我甚至也会承认，当我看到这个世纪的孩子们，在童年时期能发展出来的幸福、自由和独立比我们那时要多得多时，我还忍不住嫉妒呢。

　　直到今天，当我看见孩子们那么无拘无束，几乎可以说是平等地与老师谈话时，看到他们一点儿也不心怀恐惧地赶往学校，而不是像我们一样一直怀着隔阂的感觉，看到他们在学校、家里可以随意公开说出那些来自年轻的、好奇的灵魂中的想法时，我似乎仍然觉得难以置信。这自由、独立、天然的生灵，在我们踏进那幢遭人痛恨的建筑物以前，就必须把它掩藏好，以免让自己的前额撞上那看不见的牛轭。对于我们来说，学校意味着强迫、冷漠、无聊，是一个对“不值得了解的知识”准确地进行切割分块并死记硬背的地方；对于那些经院式或者被变成经院式的内容，我们找不到它们与现实或者个人兴趣有任何关联。那是一种迟钝枯燥的学习，不是出于生活的需要而学习，是为了学习而学习，是旧式教育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学习。学校里唯一真正让我欢欣鼓舞的幸福时刻，也是我要为此感谢学校的时刻，就是学校的大门从此永远在我身后关上了的那一天。

　　这并不是说我们奥地利的学校本身有多糟糕。正好相反，那所谓的“教学计划”是在一百年经验基础上精心编制出来的。如果这些内容能以富有启发的方式传授给学生，就可以成为一个富有成效、相当全面的教育基础。但是，正因为有死板的计划和枯燥的条条框框，我们的课程表变成了残酷的荒野，死气沉沉。一个冷冰冰的学习器械，从来没有根据个人的需求来调节，如同一个自动机器一样，只显示“良好、及格、不及格”的刻度，以此来显示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了教学计划上的“要求”。这种人与人之间爱心全无，这种清醒的非个人化，这种军营式的相处方式，正是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倍感煎熬的东西。我们有固定的内容要学习，学过的东西要考试。整整八年，没有人问过我们自己愿意学习什么，一次都没有。每个年轻人都暗自渴望获得那种支持他们求知的辅助力量，偏偏在学校里完全没有。

　　这种冷漠的状态从学校建筑的外观上就可以一览无余。这是一座典型的实用建筑，五十年以前快速、廉价的方式没多加考虑就搭造起来了。质量糟糕的阴冷石灰墙，教室低矮，没有一张画或者任何能让眼睛感到舒适的装饰，整座房子里都是厕所的气味。这座学习军营从旧宾馆拿来已经被无数人用过的家具，以后还将有无数人继续用下去，不管他们对此是无所谓还是不情愿。直到今天，我还忘不了这座房子里那种令人不快的霉味，和奥地利行政办公室里的气味是一样的。当时我们将这种气味称为“衙门味”，是那种暖气烧得太热，多人聚集，从来没有真正好好通风的房间里会有的气味。这种气味首先附着在衣服上，随后也附着在灵魂上。我们坐在低矮的木凳上，两人一组，好像摇橹船上的囚犯一样。这种座位让人后背弯曲，我们坐得骨头都发疼。

　　在冬天，煤气灯的明火发出来的蓝光照在我们的书上；在夏天，窗子上都提防性地挂上窗帘，好让我们的目光无法瞥见一小块四方形的蓝天，不让我们为此高兴。那个世纪的人们还没有发现，尚在发育的身体需要空气和运动。四五个小时一动不动地坐在长凳上，这期间在阴冷狭窄的走廊上有十分钟的休息，人们以为这就足够了。每周两次，我们会被带到体操大厅里，窗户都被关得严严实实，我们在地板上毫无意义地蹦来蹦去，每一步都会扬起一米高的灰尘。这样下来，健体举措就完成了，国家对我们尽了让“健康的精神存在于健康的身体中”这一“责任”。多年以后，当我从这座黯淡可悲的房子旁边经过时，还是能有一种获得救赎的感觉，我不必再走进这座我们青少年时代的牢狱。当这座名校在举行成立五十周年的庆祝活动时，我曾经受邀作为出色校友当着部长和市长的面发表演说。我客气地拒绝了。我没有什么要感激这个学校的，每一个这类词汇都会是谎言。

　　学校生活让人感到的沮丧，责任也不在老师身上。他们既不好也不坏，不是暴君，也不是乐于助人的战友。他们是可怜的魔鬼，像奴隶一样被绑缚在一个程式里面，被绑缚在具有威慑性的既定教学计划上，他们要完成“工作量”，正如我们也得完成我们的工作量一样。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等到中午学校里那让我们获得自由的钟响起来时，他们也和我们一样高兴。他们不爱我们，也不恨我们：怎么可能呢，因为他们也根本不了解我们。

　　几年过去了，我们很多人的名字他们都不知道。在那时的教学方法中，他们的脑子里只费心琢磨一件事，去确认“学生”在上一次作业中犯了多少个错误。他们坐在上面的讲台上，我们坐在下面；他们提问，我们必须回答。除此以外，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关联。在老师和学生之间，在讲台和长凳之间，在看得见的“上”和看得见的“下”之间，是看不见的“权威”，这阻止了任何接触和相互间的了解。老师将学生当作个体来看待从而因材施教，或者就对学生的观察写出“报告”——这种做法在今天已经司空见惯了——既不是老师的责任，也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个人谈话会减少老师的权威，因为那样一来老师就让我们“学生”同他们太平起平坐了，而他们本应该是“坐在上面的人”。

　　我已经完全忘记了他们的名字和长相，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问题了：我们和老师之间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灵魂上都毫无共同关联。在我的记忆当中，如照片一样清晰的是讲台和班级记事本。对那个记事本，我们总是企图去瞄上一眼，因为里面写着我们的分数——就在现在，那个里面有分类标记的小小红色记事本还浮现在我的眼前；接下来便是在记事本中写进数字的那支黑铅笔。我眼前也浮现出自己的作业本，上面到处都是老师用红色水笔修改过的地方，但是没有任何一位老师的脸庞。也许那是因为我们面对他们时，总是半闭着眼睛或者用漫不经心的眼睛看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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