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6)_茨威格

六

　　在内城里，皇室和贵族的古老宫殿讲述着如磐石般的往事：在这里，贝多芬曾经在利希诺夫斯基府上演奏音乐；在这里，海顿曾是埃斯特哈兹家的座上宾^①，就在这儿的古老大学里，海顿的《创世记》举行了首演。霍夫堡见证了各代皇帝的生活，美泉宫曾经目睹过拿破仑的身影^①；在斯特凡大教堂，结盟的基督教公侯因为摆脱土耳其人的威胁而跪下做感恩祷告；大学建筑的墙身曾经见证过无数明灯般的学人巨擘。而在这些古老的宫殿之间，新建筑带着骄傲和光彩耸立着，连带着辉煌夺目的大道和流光溢彩的商店。但在这里，古老建筑与新建筑并不相争，就如同被开凿的石头与未被惊扰的大自然相安无事一样。在这里生活美妙无比，这座城市好客地接纳所有外来者，也乐于自我奉献。在这座与巴黎一样满是欢愉轻松氛围的城市中，人们能更加自然地享受生活。谁都知道维也纳是一座享乐之城，而所谓的文化，不就是在艺术和爱情中获取生活的粗粝原质中那些最美好、最温柔、最精致的东西吗？这座城市的人在美食方面在意上好的葡萄酒、微苦的鲜啤酒、丰盛的面点和蛋糕，在精致的享受方面也有着高要求。演奏音乐、跳舞、演戏、交谈、得体而彬彬有礼的举手投足，这些都被视为特殊的艺术。

　　①利西诺夫斯基（Lichnowsky），来自上西里西亚的贵族。家族中，第二世利希诺夫斯基藩侯（Karl Alois,Fürst von Lichnowsky，1761—1814），奥地利宫廷总管，对莫扎特、贝多芬等音乐家有庇护资助。埃斯特哈兹（Esterházy）是中世纪兴起的匈牙利贵族。家族中，约瑟夫——尼古拉一世藩侯（匈牙利语Esterházy I.Miklós József，德语Nikolaus I.Joseph Fürst Esterhazy，1714—1790）是海顿的最大雇主。

　　①霍夫堡（Hofburg，意为“宫廷的城堡”），坐落在维也纳中心的哈布斯堡王朝皇宫主建筑群。美泉宫（Schönbrunn）坐落在维也纳西南，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夏宫。

　　无论在单个人身上还是在整个社会当中，占据举足轻重位置的不是军事和政治，也不是商业事务。普通维也纳市民每天早晨翻看报纸时，第一眼看的不是议会讨论或者世界新闻，而是那座剧院的节目单——那座剧院在公共生活中具有的重要性，其他城市几乎无法理解。因为这座皇家剧院——城堡剧院——对维也纳人、奥地利人来说，不光是演员上演戏剧的舞台，它是把大千世界映射在其中的小天地，是色彩斑斓的光束，社会在其中审视自身，是唯一代表了正宗“宫廷做派”的高上品位。观众从宫廷演员身上看到榜样：如何穿着，如何步入厅堂，如何交谈，作为一个有良好品位的男人可以使用哪些言辞，又需要避免哪些言辞。这座舞台不光是娱乐场所，而是体面的举止、正确发音的有声有形的指南。哪怕与宫廷剧院只是沾上一点边儿的人和事，敬仰就如同圣光环一般环绕在他们头上。首相巨贾在维也纳的大街上走过，可能不会有人回望；但一位宫廷演员、一位女歌剧演唱家从街上走过的话，每一位售货摊的女摊主，每一位马车夫都认得他们，我们这些小男孩如果看到这些名角中有谁经过的话（他们的照片和签名人人都收集），就会得意扬扬地互相讲来听。这种近乎宗教性质的人物崇拜，严重得都可以说爱屋及乌了。

　　索嫩塔尔^①的理发师、约瑟夫·凯恩茨^①的马车夫都是受人尊敬的人，人们都暗暗地嫉妒他们。年轻的高雅之士都以与演艺界名人有同样的裁剪师而感到骄傲。伟大演员的每一个纪念日、每一个葬礼都会变成一个重大事件，盖过所有政治事件。自己的剧本能够在城堡剧院上演，这是每个维也纳作家的最大梦想，因为这意味着贯穿一生的高贵尊荣：种种荣誉也会随之而来，这如同一张终生有效的入场券，所有官方活动他都会得到邀请，这毕竟是成了皇室的宾客。我还清楚地记得，这些发生在自己身上时那种庄严的方式。那天上午，城堡剧院的院长先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就为了通知我——先向我表示了祝贺——我的剧本被接受了。

　　①索嫩塔尔（Adolf von Sonnenthals，1834—1909），奥地利著名话剧演员。

　　①约瑟夫·凯恩茨（Josef Kainz，1858—1910），奥地利著名演员。

　　等到我晚上回到家，发现房间里有他的名片：他正式回访了我，一位二十六岁的年轻人。我，作为皇家舞台的作者，只因为作品被接受就变成了一个“绅士”，可以有幸得到皇家机构的院长给予对等礼遇。剧院里发生的事情会间接涉及每一个人，甚至那些并无直接关联的人。比如，我还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厨娘满眼泪水冲进房间：刚刚有人告诉她，夏洛特·沃尔特（Charlotte Wolter）——城堡剧院里最著名的女演员——去世了。这种极度悲伤之所以让人感到诡异，是因为这位几乎是半文盲的老厨娘从来没有去过那座高级剧院，从来没有在舞台上或者生活中见过沃尔特。

　　但是，在维也纳，一位伟大的国家演员是整座城市的集体财富，即便一个不相干的人也会感到她的逝世是一场大不幸。每失去一位，每一位深受爱戴的歌唱家或者艺术家的离世都会不可避免地变成国哀。当曾经首次上演莫扎特《费加罗婚礼》的“旧”城堡剧院被拆掉时，整个维也纳社交界像参加葬礼一样庄严肃穆地聚集在大厅里。帷幕刚一落下，每个人都奔向舞台，为的是至少拿到一块舞台地板的碎片，作为圣体遗物带回家——他们钟爱的艺术家曾经在上面表演过。在几十年以后的今天，在十几个剧院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些不起眼的木片被保存在珍贵的匣子里，如同圣十字架上的木片被保存在教堂。当所谓的贝森朵夫音乐厅被拆掉时，我们自己做出来的举动也未见理智多少。^①

　　①贝森朵夫音乐厅（Bösendorfer Saal），著名钢琴制作家路德维希·贝森朵夫于1872年完成对原建筑的改建，举办了音乐厅落成演出。音乐厅可容纳588名听众。该建筑于1913年被拆除，期间举办过的音乐会大约4500场，无数音乐名人曾经在这里登场演出，他们的作品在这里首演。这曾经是维也纳艺术世界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这个音乐厅只用来演奏室内乐，本身是一座并不起眼也没有什么艺术性的小建筑，是列支敦士登公爵先前的骑术学校，后来简单地在四壁包上木板，改造成适合演奏音乐的场所。但是，如同一把古老的小提琴一样受到钟爱，它是音乐热爱者的圣所，因为肖邦和勃拉姆斯、李斯特和鲁宾斯坦都在那里举办过音乐会，因为许多著名的四重奏都是在这里举行首演。现在这个地方要为一个新的实用建筑让路。对于我们这些在这里经历过许多难忘时刻的人来说，这是无法接受的。

　　当贝多芬的旋律——罗塞四重奏^①的此次演出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为出色——渐渐消失，却没有人离座。我们喝彩，我们鼓掌，有些妇女开始因为动情而啜泣起来，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是一场永别。他们关掉了大厅里的灯光，要把我们赶出来。这四五百个狂热分子，没有一人离开座位。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们留在那里，好像我们只要在场就能强迫这个神圣之地获得拯救一样。作为大学生，我们用请愿、游行、文章来抗争过：贝多芬在里面离世的房子不能被拆掉！拆掉维也纳每一座有历史意义的房屋，都是在从我们的身体上撕下一缕灵魂。

　　①罗塞四重奏（Rose-Quartett），由维也纳小提琴家阿诺·罗塞于1882年成立的弦乐四重奏乐队，是20世纪初最重要的乐队之一。1938年，在奥地利与纳粹德国结盟之后，身为犹太人的罗塞被迫离开维也纳，流亡到伦敦。该乐队的最后一次演出是在1945年的伦敦，次年罗塞去世。

　　这种对艺术尤其是对戏剧艺术的狂热，遍及维也纳的各个社会阶层。由于有几百年的传统，维也纳原本是一座阶层划分明晰但又能完美交响的城市。这座城市的指挥台还属于皇室。皇室城堡是中心，不光是空间意义上的中心，这个超越民族的皇权也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心。围绕着皇室城堡的是奥地利、波兰、捷克、匈牙利那些高级贵族的府邸，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第二道城墙。接下来是“上层”社会，由一些小贵族、高级官员、工业界巨头和“古老家族”所组成，再往下则是小市民阶层和无产者。所有这些阶层都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甚至各自有自己的城区：高级贵族住在城市核心的府邸里，外交官住在第三区，工商界人物住在内环大道的近旁，小市民住在内城的从二区到九区，无产者住在外环。

　　这些人之间的互动发生在戏剧或大型庆典活动中，比如普拉特绿地公园（Prater）里举行的鲜花彩车游行^①上，数十万计的人群会兴奋地向坐在华美彩车里的“上面的一万人”欢呼三次。在维也纳，凡是有音乐、有色彩的事情都可以变成庆典的由头：基督圣体节这种宗教游行、军事检阅或者“城堡音乐节”等。即使是出殡的行列，也会有人兴致勃勃地围观。每一个真正的维也纳人都有着这样的渴望，自己要有一个排场豪华的“漂漂亮亮的出殡”和众多送葬者；一个真正的维也纳人，甚至要将自己的死亡转变为他人的观赏乐趣。对一切多彩的、有声的和庆典性内容的热衷，把表演性内容当作生活本身的游戏形式和镜像形式并乐在其中，不管这发生在舞台上还是在实实在在的空间里。在这方面，整个城市是一致的。

　　①鲜花彩车游行（Blumenkorso），从1886年到1914年，每年的5月份举行的春季庆典。传统上只有贵族和上层社会才可以将用鲜花装饰自己的马车参加游行，出租马车没有资格参加，观众则为普通民众。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