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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一场大雷雨早已将那个太平世界给摧毁掉了,今天我们终于明白那只是一个梦中殿堂。不,不完全如此,我的父母曾经置身其中,正如置身于用石头建造起来的坚固房屋当中一样。没有任何一场风暴,哪怕一阵猛烈的过堂风,曾经侵入他们那温暖舒适的生活中。当然,他们还有一道特别的防风屏障:他们是富裕的人,他们渐渐地变得富裕甚至非常富裕,在那个时代,这又给遮风挡雨的墙壁门窗提供了一层非常可靠的柔软防护层。在我的眼中,他们的生活方式属于那种典型的“上层犹太市民”生活。这些人给维也纳文化生活带来如此重要的贡献,得到的回报却是被彻底消灭。正因为如此,我在这里所讲述的他们那悠闲安适、不事声张的生活,并非为他们个人所独有:有一万甚至两万个像我父母一样的家庭,在那个安然可靠的世纪里生活在维也纳。

  我父亲的家族来自摩拉维亚。那里的犹太人社区位于方圆不大的乡村,完全是农民和小市民的生活方式,他们身上完全没有加利西亚即东部犹太人的困苦,也没有那种要不遗余力去争先恐后的急躁。农村生活让他们体魄强健有力,沉着稳健地走在自己的生活之路上,就像老家的农民走在自己的田野上一样。他们早就从正统宗教中解放出来,成了“进步”这一时代宗教的热烈追随者;在自由主义的政治时代,他们参加选举最受尊敬的国会议员。从老家搬迁到维也纳以后,他们以惊人的速度适应了这里更高级的文化氛围,他们自身生活的提升与这个时代普遍的兴盛有机地联结在一起。就这一转变形式而言,我的家族也完全是典型的。

  ①摩拉维亚,历史地名,今捷克东部地区摩拉瓦河流域(因河得名),历史上曾经是波希米亚的一部分,自15世纪以来一直在哈布斯堡王朝势力控制之下。

  ①加利西亚,历史地名,在今波兰东南部。

  我祖父曾经做过纺织品零售。在随之而来的19世纪下半叶,奥地利的工业开始突飞猛进。从英国进口的织布机和纺纱机由于生产经营上的合理化,使工业产品的价格比老式手工业作坊的产品便宜很多。正是那些犹太商人,以他们的商业观察天赋和国际视野,率先认识到在奥地利转向工业化生产的必要性,以及它所能带来的成果。他们以非常少的资金快速建造起一些临时工厂,一开始只是以水力来驱动,后来慢慢扩展为强大的波希米亚纺织业,遍及整个奥地利和巴尔干地区。如果说我的祖父还是前一个时代的典型代表,只是做了成品的转手贸易,我父亲则下定决心进入这个新时代:在三十三岁那年,他在北波希米亚成立了一家小纺织厂。在接下来的若干年里,他不慌不忙、小心谨慎地将它经营为一个稳健的大企业。

  在企业扩展方面,我父亲仍然采用谨慎的方式,尽管当时经济景气的氛围十分诱人。这正是那个时代的意识,况且这也完全与我父亲那种极为克制、绝不贪婪的天性相符合。他完全接受了那个时代“稳妥为先”的信条。他更看重的是,拥有一个凭靠自己财力的“稳健的”企业——“稳健”也是那个时代一个备受青睐的词汇——而不是去通过银行贷款或者抵押贷款来扩大企业的规模。终其一生,从未有任何人在任何一张债据、期票上看到过他的名字,在他开户的银行——当然是那家最稳健的信贷机构,罗斯柴尔德银行——他始终处于贷方的地位,这是他特别自豪的事情。哪怕与最些微的风险阴影相随的收益,都会让他感到难以接受,他一生从来没有参与过自己不了解的交易。他慢慢地变得富有,而且越来越富有,这绝非得益于大胆的投机或是特别有先见之明的行动,而是因为他适应了那个小心谨慎的时代里的一般做法:总是将收益的一小部分用作生活开销,而将日益可观的数目一年年地投放到资本总额当中。

  如果一个人不假思索地将收入的一半用于消费而不是去“考虑将来”——这也是在那个太平时代总能听到的词汇——那在我父亲以及与他同代的大部分人眼里,这人便是一位不太可靠的败家子。不断将收益投入资本当中,这在那个时代意味着不断增加的繁荣,政府还没有想起来要对高收入征收不止那么几个百分点的税,而国债和工业股票却能带来很高的利息。对于有财产的人来说,越来越富并不需要有什么作为。这种做法在当时还是值得的,当时还不像后来通货膨胀的时代那样,克勤克俭的人遭遇偷窃,稳健可靠的人受到欺诈。当时,正好是那些最有耐心、最不投机的人获得了最好的收益。由于我父亲完全适应了那个时代的普遍做法,在他五十岁时按照当时的国际标准来衡量,他也算是非常有钱的人了。但是,我们家庭的生活水平只是拖沓地追随着财富增长的脚步。我们慢慢添置了一些设备,让生活变得舒适,从一个小公寓搬到一个大一些的出租公寓,为春天的午后出游预订一辆出租车,乘二等卧铺车旅行。我父亲一直到了五十多岁时,才破天荒让自己奢侈了一番:在冬天和我的母亲一起去尼斯度假一个月。

  ①尼斯,法国东南部海港城市,疗养胜地。

  总体而言,他享受财富的基本态度完全没有改变:去拥有财富,而不是炫耀财富。已经是百万富翁的父亲,也从来没有抽过一支进口雪茄,而是抽朴素的国内通行品牌特拉武柯(Trabuco)雪茄,就如同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只吸廉价的弗吉尼亚(Virginia)牌一样;打牌时他也总是下很小的注。他不折不扣地坚守着自己的克制低调,过着不显山不露水的舒适生活。尽管他比很多工业界同仁都更有风度,更有文化素养——他钢琴弹得非常出色,书法清丽,能讲法语和英语——但他坚定地拒绝了所有荣誉称号,所有荣誉职位。终其一生,他从来没有谋取和接受过任何荣誉和头衔,尽管作为一个大工业家,经常有人将这些荣誉和头衔给他送上门来。他从来没有向别人请求过什么,从来没有不得不对人说“请求”或者“感谢”的话,对他来说,这种不为人所见的自豪比任何表面的东西都更为重要。

  每个人一生中都难免会有那么一个时刻,在自身形象中与自己的父亲再度相遇。我父亲身上那种不爱抛头露面、愿意隐姓埋名的特质,开始在我的身上一年一年地变强,强到与我的职业构成矛盾——我的职业本来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让我这个人和我的名字为公众所知。但是,出于同样的深藏内心的自豪,我长久以来拒绝任何形式的外在荣誉,不要勋章,不要头衔,不接受任何一个协会的主席职位,不属于任何一个研究院、主席团或者评委会。甚至坐在一个隆重的宴会席上,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折磨。一想到要和某个人谈某件事——哪怕我的请求是为了第三方——在说出第一个词之前我已经感到口干舌燥。我知道,在一个人们只能通过诡计和逃离才能保持自由的世界里,在一个歌德老人睿智地说过“在人头攒动的争先恐后中,勋章和头衔可以抵挡某些伤害”的世界里,这种内心的拘束是多么不合时宜。但是,存留在我内心深处的父亲以及他的自豪,迫使我这样低调,这是我无法抵抗的:正是拜他所赐,我才能感觉到唯一比较可靠的财富:那种内心自由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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