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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1970年11月25日

  星期三下午的郊游

  从报纸上偶然得知她的死讯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他在听筒旁缓缓读了一家晨报的这则报道。报道文字很一般,大约是刚出大学校门的记者写的见习性文字。

  某月某日某街角某司机压死了某人。该司机因业务过失致死之嫌正接受审查。

  听起来竟如杂志扉页登载的一首短诗。

  “葬礼在哪里举行?”我问。

  “这——不知道。”他说,“问题首先是:那孩子有家什么的吗?”

  她当然也有家。

  我当天给警察打电话,问了她父母家的住址和电话号码,然后给她父母家去电话打听葬礼日期。如某个人说的那样,凡事只要不怕麻烦总可以弄清楚。

  她家在下町。我打开东京区划图,用红圆珠笔在她家所在地段做了个记号。那的确是东京城普通老百姓的聚居地。地铁线、国营电气列车线、专列公共汽车线如乱七八糟的蜘蛛网一般纵横交错茫无头绪。几条脏水河从中穿过,杂乱的道路犹如甜瓜纹紧紧附在地表。

  葬礼那天,我从早稻田乘上都营电车。在快到终点的小站下来打开区划图,但地图和地球仪同样无用,害得我买了好几盒烟问了好几回路才算摸到她家门口。

  她的家是一座围着茶色木院墙的老木屋。进得大门,左边是个小院,窄小得仿佛是在说“或许不无用处”。院角扔有一个早已废弃不用的旧陶火盆,火盆里积有15厘米深的雨水。院土很黑,潮乎乎的。

  也是因为她16岁便跑出家再未回来,葬礼只有亲属参加,静悄悄的。亲属也几乎全是上年纪的人,一个30岁刚出头不知是她胞兄还是堂兄的人在操持葬礼。

  父亲五十六七岁,个不高,黑色西服胳膊上套一个葬礼袖章,立在门房几乎纹丝不动,样子使人联想起洪水刚退的柏油马路。

  临走时我向他默默低了下头,他也默然低头。

  第一次见到她是1969年的秋天,我22岁,她17岁。大学附近有个小咖啡馆,我常在那里等朋友。咖啡馆虽不怎么起眼,但可以听到摇摆舞曲,边听边喝味道一塌糊涂的咖啡。

  她总是和我同座,臂肘拄在桌子上出神地看书。虽说她戴的眼镜俨然牙齿矫正器,手也骨节分明,但总像有一种容易让人接近的感觉。她杯里的咖啡经常冷冷的,烟灰缸经常堆满烟头。而书名却换来换去。有时是米奇·思比雷尔,有时是大江健三郎,有时是《金斯堡诗集》。总之只要是书即可。咖啡馆出入的学生借书给她,她便像啃玉米棒似的一本接一本看下去。那个时代大家都想借书给别人,我想看书方面她是从来没有为难过的。

  德尔茨、“滚石”、巴茨、迪普·帕布尔、穆迪·布鲁茨——也是那样一个时代。空气总好像紧绷绷的,似乎稍微用力一踢,一般东西都将顿时土崩瓦解。

  我们喝廉价威士忌,没滋没味地交欢,没头没脑地闲聊,借来借去地看书,如此一天天打发日子。而那个笨手笨脚的60年代也发着吱吱呀呀的响声即将落下帷幕。

  她的名字忘在了脑后。

  抽出报道她死亡的那个剪报自然可以记起,但时至现在名字之类已无可无不可了。我已忘掉她的名字,如此而已。

  一次见到往日同伴,偶尔提起她来。他们也同样不记得她的姓名。对了,过去不是有一个和谁都困觉的女孩么,叫什么名字来着?忘得一干二净。我也和她困过几次,现在怎么样了呢?路上突然碰见怕也闹不明白了。

  ——从前,某个地方有个和谁都困觉的女孩。

  这便是她的名字。

  当然,准确说来,她也并非和谁都困觉,也自有她自己的基准。

  尽管如此,作为现实问题来看,她是同差不多的男人困了的。

  一次,我单纯出于好奇心,问过她的基准。

  “这个嘛——”她沉思了30秒,“当然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觉得讨厌的时候也是有的。不过,也许终归我是想了解各种各样的人,或者说想了解对我来说世界是怎样构成的。”

  “通过一起困觉?”

  “嗯。”

  这回轮到我沉思了。

  “那么……可多少了解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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