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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六


  在这空荡荡的啤酒屋中。时间仿佛停止了脚步。实际上仍在一刻不停地移动。狮子继续相对转体180度,时针已推进到3点10分的位置。我注视着钟针,臂肘支在桌面喝啤酒吸“七星”。无论怎么想,眼盯钟针打发时间都毫无意义可言。但我又想不出替代的好办法。人们的大多数行动,都是以自己仍将生存下去这一点为前提的。倘若去掉这一前提,便所剩无几。

  我从衣袋掏出钱夹,逐一清点一遍:万元钞5张,千元钞数张。另一侧衣袋里,20张万元钞同回形针混在一起。除了现金,还有美国运通卡和维萨卡。另有银行现金支票两张。我把两张现金支票折为四折扔进烟灰缸,横竖已无用处。室内游泳池会员证、录像带出租店会员证和买咖啡豆时给的优惠券也同样扔了。留下驾驶证后两枚旧名片也一扔了之。烟灰缸中满满堆着我生活的残骸。这样,最后剩下来的便只有现金、信用卡和驾驶证。

  时针指到了3点半时,我欠身离座,付款出店。喝啤酒当中雨已差不多停了,便索性把伞留在伞筒内。征兆不错。雨过天晴,神清气爽。去掉伞后,顿觉如释重负。我很想移身别处,而且最好是人头攒动的地方。我在索尼大厦那里同阿拉伯游客一起观看一会一列列排开的电视画面,然后下到地铁,买了张丸之内线去新宿的车票。刚一入座,立时睡意袭来,等睁开眼睛,电车已驶进新宿站。

  走出地铁出站口时,想起来保管在行李寄存处的头骨和模糊运算完毕的数据。虽然事到如今那玩艺儿已全无用场,而且没带取货凭证,但反正无所事事,决定将其领出。我登上车站台阶,走到行李暂存处窗口,说取货凭证弄丢了。

  “仔细找过了?”男负责人问。

  我说找得好苦。

  “什么样的?”

  “带有耐克标记的蓝色运动提包。”

  “耐克标记是什么样的?”

  我借用便笺和铅笔,画出如被压得变形的弧形飞标样的耐克标记,在上边注以NlKE字样。男负责人半信半疑地看罢,拿起便笺去货架转了一圈,片刻提着我的包折回。

  “这个?”

  “是的。”我说。

  “可有什么能证明你的住址和姓名?”

  我递过驾驶证,男子将其同提包上的标牌对比看了看。然后摘下标牌连同圆珠笔一起放在柜台,叫我签名。我在标牌上签了名,接过提包道声谢谢。

  东西自是成功地领出来了,但这带有耐克标记的蓝色运动包怎么看都与我这身装束格格不入。不可能提着耐克运动包同女孩去吃饭。买包替换倒不失为一计。问题是只有大型旅行箱或保龄球箱那样大的才容得下这头骨。旅行箱太重,而若提保龄球箱,还不如索性提这耐克包要好得多。

  如此思忖之间,终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方法而言,恐怕还是租一辆小汽车把这包扔到后座上最为地道稳妥。这样既无提包走路的麻烦,又无需顾虑它同衣服的谐调。如果可能,最好租气度不凡的欧洲车。倒不是我对欧洲车情有独钟,但毕竟是我一生中相当特殊的一天,还是相应地乘坐情趣考究的车为好。生来至今,除了几欲报废的“大众”或国产微型车,还没开过别的。

  我走进酒吧,借来按行业编排的电话号码簿,用圆珠笔在新宿站附近的四间租车代理店的号码处画上记号,依序拨动电话。哪家代理店都没有欧洲车。这种季节的星期天,一般都不会有车剩在店内,再说压根就不备有进口车。四间店中,有两间根本就没剩下冠以“乘用车”字样的车。另一间剩一辆本田思域。最后一间各剩一辆卡利那1800GT双排喷射引擎车和马克Ⅱ。服务台的女子说都是新车,车内均有音响。我再懒得打电话,决定租那辆卡利那1800GT双排喷射引擎车。其实怎么都无所谓,本来我对车也没有多大兴致。甚至新型卡利那1800GT和马克Ⅱ是何样式都一无所知。

  接着,去唱片店买了几盒磁带。有约尼·玛蒂丝的最佳选曲、杰宾指挥的阿诺德·贝尔克的《净夜》、肯尼·巴列尔的《周日暴风雨》、迪克·艾伦多的《大家的艾伦多》、多列巴·皮诺克的《勃兰登堡协奏曲》和鲍勃·迪伦的包括《像一块滚石》的磁带。这种搭配固

  然杂乱无章,但也只好凑合——自己也搞不清到底在卡利那1800GT双排喷射引擎车上想听怎样的音乐。其实坐进车座后,想听的说不定是吉姆斯·泰勒,或许是维娜·华尔兹,也可能是《警察》,或者是嘭嚓嚓也未可知。抑或干脆什么都不想听。总之无从预料。

  我将6盒磁带放进提包,去租车代理店看了汽车,递过驾驶证签了名。较之平时常用的车,卡利那1800GT双排喷射引擎车的驾驶席竟同宇宙飞船上的毫无二致。若坐惯这卡利那1800GT的人再去坐我的车,很可能看成竖井式民居。我把鲍勃·迪伦的磁带塞进音响机,一边听《看水奔流》,一边不慌不忙地逐一确认仪表盘上的开关。开车当中一旦按错开关,那可就非同小可。

  我正在车内逐个检查按钮,接待我的那位态度和蔼的年轻女郎离开办公室走来车旁,问我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女郎的微笑显得冰清玉洁,楚楚可人,极像电视上演技娴熟的广告模特。牙齿莹白,口红颜色得体,双腮毫不松垂。

  没什么不合适的,我说,只是检查一下以防万一。

  “明白了。”说罢,她又莞尔一笑。她的笑容使我想起高中时代一个女生。那是个聪明利落的女孩。听说后来同大学时代认识的一个革命活动家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而后扔下孩子离家出走,现在无人晓得去了哪里。租车代理店的女郎的微笑使我想的便是这位高中同学。有谁能预料这个喜欢J·D萨林查和哈里逊的17岁女孩几年后居然为革命活动家生下两个孩子后下落不明呢?

  “如果大家都能这样小心驾驶,我们实在太感谢了。”她说,“近来车上的电脑式操纵盘,不习惯的人很难应付自如。”

  我点下头。不习惯的人并非我自己。

  “求185平方根的答案,按哪个钮合适?”我问。

  “在下一个新车型出现之前怕是难以如愿。”她笑着回答。“这是鲍勃·迪伦吧?”

  “是的。”我应道。鲍勃·迪伦正在唱《一路向前》。虽说过了20年,好歌仍是好歌。

  “鲍勃·迪伦这人,稍微注意就听得出来。”她说。

  “因为口琴比史蒂本·旺达吹得差?”

  她笑了。使她笑委实令人惬意。我也还是可以使女孩笑的。

  “不是的,是声音特别。”她说,“就像小孩站在窗前定定注视下雨似的。”

  “说得好。”我说。的确说得好。关于鲍勃·迪伦的书我看了好几本,还从未碰到过如此恰如其分的表述。简明扼要,一语中的。我这么一说,她脸上微微泛起红晕。

  “说不好,只是这样感觉的。”

  “将感觉诉诸语言是非常困难的事。”我说,“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感觉,但很少有人能准确地表达出来。”

  “很想写小说。”她说。

  “一定能写出佳作。”

  “多谢。”

  “不过像你这样年轻的女孩喜欢听鲍勃·迪伦也真是稀罕。”

  “喜欢往日的音乐。鲍勃·迪伦、硬壳虫、多阿兹、巴兹、吉米·亨德利克斯等等。”

  “很想再跟你慢慢聊一次。”我说。

  她嫣然一笑,歪头沉吟。脑袋转得快的女孩晓得300种回答方法。对于离过婚的35岁男人也该一视同仁才是。我道过谢,躯车前进。鲍勃·迪伦开始唱《再度放歌孟菲斯》。遇见她我的心情好了许多。选卡利那1800GT双排喷射引擎车到底没有白选。

  仪表板的电子表为4点42分。街上失去太阳的天空正向黄昏过渡。我以蜗牛爬行般的速度沿着拥挤不堪的路朝所住方向驶去。正值周日,加上拥挤,不巧又有一辆绿色小赛车一头扎在载有混凝土预制块的8吨卡车的腰部,致使交通处于近乎无可救药的瘫痪状态。绿色赛车严重变形,俨然谁不小心一屁股坐瘪了的纸壳箱。身穿黑雨衣的几名警察围在旁边,急救车正在连接赛车后面的挂钩。

  花了很长时间才穿过事故现场。距会面时刻还有段时间,我便悠悠然吸着香烟,继续听鲍勃·迪伦的磁带。并思索同革命活动家结婚是怎么一回事。能把革命活动家作为一种职业来看待吗?准确说来革命当然不是职业。但既然政治可以成为职业,革命也该是其变种才是。这方面的事情我还真不好把握。

  莫非下班归来的丈夫在餐桌上边喝啤酒边谈论革命的进展情况不成?

  鲍勃·迪伦开始唱《像一块滚石》。于是我不再考虑革命,随着鲍勃·迪伦哼唱起来。

  我们都将年老,同下雨一样明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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