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60)_村上春树

六〇

　　“当然需求。但起码现在不能同你睡觉。这跟需求不需求不是同一回事。”

　　她略一沉吟，再次开始慢慢磨擦头骨。这时间里，我抬头望着高高的天花板和黄色的吊灯。纵使我的心再封闭僵化，也无论冬天如何使我痛苦，现在我都不能同她在此睡觉。如果那样，我的心势必比现在还要困惑得多，失落感也将更为深重。我觉得，大概是这镇子希望我同她困觉。对他们来说，这个办法最容易掌握我的心。

　　她将磨完的头骨放在我面前。我没有动手，只是看着她桌面上的手指。我试图从那手指中读出某种意味，但不可能，终不过是纤纤十指而已。

　　“想听一下你母亲的情况。”我说。

　　“什么情况？”

　　“什么都行。”

　　“是啊——”她边摸桌上的头骨边说，“我对母亲怀有的心情是不同于对其他人的。当然已是很久以前的往事了，很难记得真切，但我总有这个感觉。那种心情也好像不同于我对父亲对妹妹的心情。至于为什么倒是不晓得。”

　　“所谓心便是这样的东西。绝对不会一视同仁，就像河流，流势随着地形的不同而不同。”

　　她淡淡一笑。

　　“那似乎不太公平。”

　　“正是这样。”我说，“你现在不是仍然喜欢母亲吗？”

　　“不知道。”

　　她在桌面不断转换头骨的角度，目不转睛地看着。

　　“问得太笼统了吧？”

　　“嗯，或许，或许是的。”

　　“那，谈其他的好了。”我说，“你母亲喜欢什么可记得？”

　　“呃，记得一清二楚：太阳、散步、夏天游泳，还喜欢以动物为伴。天气暖和的日子，我们经常散步来着。镇上的人一般是不散步的。你也喜欢散步吧？”

　　“喜欢。”我说，“也喜欢太阳，喜欢游泳。其他还有想得起来的？”

　　“对了，母亲时常在家里自言自语，不知她是否喜欢这样，总之常常自言自语。”

　　“关于什么的？”

　　“不记得了。不过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自言自语。我解释不好。反正对母亲来说像是件特殊事。”

　　“特殊？”

　　“嗯。似乎语调非常奇妙，用词一会拉长一会缩短，就像被风吹得忽高忽低似的……”

　　我看着她手中的头骨，再次在依稀的记忆中往来搜寻。这回有什么拨动了我的心弦。

　　“是歌！”我说。

　　“你也会说那个？”

　　“歌不是说的，是唱的。”

　　“唱唱看。”

　　我做了个深呼吸，想唱点什么。可是，居然一首也无从想起。所有的歌都已离我远去。

　　我闭目喟叹一声。

　　“不行，想不起来。”

　　“为什么想不起来呢？”

　　“要是有唱片和唱机就好了。啊，这恐怕不大现实。哪怕有乐器也好。有乐器弹奏之间，说不定会想起支什么歌。”

　　“乐器是什么形状的？”

　　“乐器有几百种之多，一两句概括不了。由于种类不同，使法也不同，声音也不一样。

　　既有四个人才勉强抬得动的，又有可以放在手心里的，大小和形状千差万别。”

　　如此说罢，我发觉记忆之线正在——尽管是一点点——松缓开来。或许事情正往好的方面发展。

　　“说不定这座楼尽头处的资料室里有那样的东西，说是资料室，现在塞的全是过去的破烂货，我也只是一晃看过一眼。如何，不找找看？”

　　“找找看。”我说，“反正今天看来读不成古梦了。”

　　我们穿过一排排摆满头骨的大书库，进入另一条走廊，打开一扇镶着与图书馆大门上的同样不透明玻璃的门。门的圆形黄铜拉手薄薄落了层灰，但没有锁。女孩按下电灯开关，迷濛濛的黄色光线照亮细细长长的房间、将地上堆着的各式物体的阴影投在白墙上。

　　地上的东西大多是旅行箱和手提包，也有带外壳的打字机和带套网球拍之类，不过这是个别存在，房间的大半空间堆的是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皮包，约有100个吧。而且皮包命中注定似的积满了大量灰尘。我不知道这些皮包是通过何种途径来到这里的，逐个打开怕是件相当费劲的差事。

　　我蹲下身，打开一台打字机的外壳。白灰顿时像雪崩时的雪烟一般向上蹿去。打字机大小如收款机，键是圆形，壁很旧。看样子用了很久，黑漆斑斑驳驳剥落下来。

　　“知道这是什么吗？”

　　“不知道。”女孩站在我身旁抱着臂说，“没见过，是乐器？”

　　“哪里，打字机，印字用的，很老很老了。”

　　我关上打字机外壳，放回原处。这回打开旁边一个藤篮。篮里有一整套野餐用具。刀叉、杯碟、一套发黄退色的旧餐巾齐整整叠放在里面。同样是颇有年代之物。在铝碟和纸杯问世之后，谁都不会带这套东西郊游。

　　海豚皮大旅行箱里主要装的是衣物。西装、衬衫、领带、袜子、内衣——大多被虫子蛀得惨不忍睹。还有牙具袋和装威士忌用的扁壶。牙膏刮须膏早已变硬结块。打开壶盖也闻不出一丝酒味。此外再无别物。没有书没有笔记本没有手册。

　　我一连开了几个旅行箱和手提包，内容大同小异。无非衣物和最低限度的日用品，仿佛赶在出门旅行之前急匆匆随手塞进去的。每个旅行者都缺少某件一般应备的随身用品，给人一种不甚正常的印象。任何人旅行时都不至于仅仅携带衣物和牙具。总之，箱里包里找不到任何使人感觉出具持有者人品和生活气息的东西。

　　相对而言，西服也全是极为普通的货色。既无特别高级的，又没有过于寒伧的。种类和样式固然因时代、季节、男女及其年龄的不同而不尽一致。但没有一件给人留下特殊印象。甚至气味都很难区分。衣服十有八九被虫蛀过，并且都没标名字，仿佛有个人把所有名字和个性逐个从每件衣物上一丝不苟地剔除一空，剩下来，无非每个时代所必然产生的无名遗物而已。

　　打开五六个旅行箱和手提包之后，我便失去了兴致。一来灰尘势不可挡，二来哪个看上去都绝对不可能有乐器。即使镇上什么地方有乐器，也不会在这里，而应在截然不同的另一场所，我觉得。

　　“走吧，”我说，“灰尘太厉害，眼睛都痛了。”

　　“找不到乐器，失望了？”

　　“那倒也是。还是到别处找找吧！”我说。

　　和女孩分手后，我一个人爬上西山。凛冽的季节风像要把我卷走似的从背后吹来，在树林中发出撕裂长空般尖锐的呼啸声。回头看去，但见几乎缺了半边的冷月，形单影只地悬浮在钟塔的上方，周围涌动着厚厚的云团。月光之下，河面黑乎乎的，犹如流动的焦油。

　　蓦地，我想起在资料室旅行箱中发现的似乎很暖和的围巾，尽管被虫子蛀出几个大洞，但若多围几层，仍足以御寒。我想不妨问问看门人，那样许多事都可了然于心。包括那些货物的所有者是谁，我能否使用里边的东西。围巾也不缠地站在这寒风之中，耳朵痛得真如刀割一般，明天就去见看门人，况且也需要了解一下我影子的情况。

　　我重新转身，沿冰冻的山坡路朝官舍走去，把镇子抛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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