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奇谭集(1)_村上春树

一

　　1、偶然的旅人

　　我——村上是此文的作者。这个故事大体以第三人称讲述，但讲述者一开始就要露面。如旧时演戏，先有人站在幕前道个开场白，然后鞠躬退下。所用时间极短，务请忍耐相陪。

　　我何以在此露面呢？因为我想还是把过去自己身上发生的几桩“离奇事”直接讲出来为好。实不相瞒，此类离奇事在我人生途中屡屡发生，有的有意义，多多少少使我的人生态势有所改变，有的则是微不足道的琐事，人生不曾受其多大影响——我想不曾。

　　问题是，纵使我把此类经历拿到座谈会上，反响也不容乐观。“哦，这种事竟也有的”——人们十有八九会发表一句温吞水般的感想，旋即冷场，谈话不可能以此为契机热烈展开，甚至像“我也有类似经历”这样接续下去都不可能。我开的这个头恰如误入其他水渠的水，被名都没有的沙地吮吸进去了。短暂的沉默。随后另外某个人提起截然不同的话题。

　　我心想，大概自己的讲述方式有问题。于是给一家杂志的随笔专栏写了大同小异的内容。写成文章，说不定人们会多少听得认真一些。然而我写的东西看样子几乎无人肯信。“那、总之是你无中生有的吧？”被人这么说都不止一次。看来，仅仅身为小说家这一点，就可使别人把我所说（所写）的或多或少视为“无中生有”。诚然，我在fiction（虚构）之中大胆地无中生有（虚构原本就是干这个的），但是不协作的时候我并不故意地、无谓地无中生有。

　　如此这般，我想借此场合把我过去经历的离奇事作为故事的开场白简要讲述一下。只讲微不足道的、鸡毛蒜皮的经历。因为，如果从改变自己人生的离奇事讲起，很可能用掉大半篇幅。

　　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五年，我住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以类似“驻校作家”的资格从属于一所大学，写那部名叫《奇鸟行状录》的长篇小说。剑桥的查尔斯广场有一家名为“REGATTABAR”的爵士乐俱乐部，我在此听了许许多多现场演奏。场地大小适中，让人身心放松。有名的乐手时常出场，票价也不很贵。

　　一次，钢琴手托米·弗兰纳根率领的三重奏乐团前来演奏。妻那天晚上有事，我一个人去听的。托米·弗兰纳根是我个人最中意的爵士乐钢琴手之一，很多时候作为伴奏乐手（sideman）让人欣赏其温柔敦厚、安详得令人嫉妒的演奏，单音（singletone）美得无与伦比。我在靠近他演奏地方的一张桌旁坐好，一边斜举着加利福尼亚梅洛葡萄酒杯，一边欣赏他的演奏。不过，若让我直言不讳地说出个人感想，那天晚上他的演奏不怎么富有激情。或许是身体不舒服，也可能因为尚未如夜而情绪没完全上来。演奏绝不算坏，但其中缺少仿佛把我们的心灵带往别处的什么，或者说未能找到魔术般的光点怕也未尝不可。原本不该是这个样子的，一会儿肯定高潮迭起——我一面期待着一面继续听。

　　可是高潮过了许久也没到来。随着尾声的临近，一种近乎焦躁的心情也强烈起来，不愿意就这么结束，很希望能有足以使今晚的演奏留在记忆中的什么。就这样结束，留下来的只能是温吞水印象。而且，往后可能再没有机会（实际上也没有）现场品听托米·弗兰纳根的演奏了。那时我忽然这样想到：假如此刻自己能有权利点两支曲子，那么选哪两支呢？左思右想了好一会儿，最后选的是《巴巴多斯》（Barbados）和《灾星下出生的恋人们》（StarCrossedLovers）。

　　前一支是查理·帕克的，后一支是埃林顿“公爵”的。我想对不熟悉爵士乐的人解释几句：两支曲都不怎么流行，演奏的机会也不太多。前者偶尔可以听到，但在查理·帕克留下来的作品中算是朴实的；至于后着，“什么呀，听都没听过”——这么说的世人恐怕要占大半。总之，我在这里要告诉你，我选的都是相当“生涩”的曲目。

　　我在想象中点这两支曲，当然自有其理由。托米·弗兰纳根过去留下了这两支很不错的录音。前者收在名为《DialJ·J·5》（1957年录制）的唱片里，当时他是J·J·约翰逊乐队的钢琴手。后者收在名为《Encounter！》（1968年录制）的唱片中，当时他是佩帕·亚当斯和祖特·西姆斯五重奏乐队的一员。作为伴奏乐手，托米·弗兰纳根在他漫长的演奏生涯中演奏和录制了数不胜数的曲目，但我尤其喜欢他在这两曲中短促而知性、峻朗的独奏，长年累月听个没完。所以，如果此时此刻能听得他当面演奏，当然再妙不过。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盼望他走下台，径直来到我桌旁对我说：“喂喂，你好象一直想听什么曲子，如果愿意，就道出两支曲名好了！”当然我很清楚这纯属想入非非。

　　然而，演奏快结束时，弗朗纳根一声不响，看也没往我这边看一眼，就连续演奏了这两支乐曲！首先演奏巴拉德《灾星下出生的恋人们》，继而演奏阿普坦波《巴巴多斯》。我兀自手拿葡萄酒杯，失去了所有话语。我想爵士迷们都能明白，从多如繁星的爵士乐曲中最后挑这两支连续演奏的可能性完全是天文学上的概率。并且——此乃这个故事的关键之点——演奏得十分精彩，扣人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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