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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七


  “不管怎样,革命解放联合会注定要灭亡。”迪布勒伊说道,“《希望报》嘛,也许能保住,可保住以后又怎样呢?抵抗两个阵营,保持独立,我在《警觉》杂志社也是尽量这么去做。可我实在不明白这到底有何益处。”

  亨利困惑不解地望着迪布勒伊。他急于洗刷亨利,是出于真情呢?还是想极力避免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提出疑问呢?

  “您认为早在10月份革命解放联合会就已经没有希望了?”亨利问道。

  “我认为它从来就没有什么希望。”迪布勒伊声音生硬地说。

  不,迪布勒伊决不是出于礼貌才这么说,他心里确实是这么想的,为此,亨利感到困惑。他多么希望认为自己对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失败不负有任何责任,但迪布勒伊的这番话却让他感到很不自在。迪布勒伊在书中指出了法国知识分子无能为力,但亨利没有想到他给自己所作的结论赋予反思的意义。

  “您是从什么时候起就这么认为的?”亨利问道。

  “已经很久了。”迪布勒伊一耸肩膀:“打从一开始,斗争就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展开,我们完全被排斥在外。”

  “你说的这一切,我并不觉得怎么错。”亨利说道,“可欧洲可以起到一定作用,法国在欧洲亦然。”

  “错了。我们已经进退维谷。说到底,您要明白。”迪布勒伊声音焦躁地说,“我们能有什么分量?无足轻重。”

  确实,他始终还是他自己。他不可抗拒地逼着您跟他跑,可突然间又把您抛下不管,自己向新的方向冲去。亨利常常这么想:“无能为力。”可听到迪布勒伊如此武断地作出这种结论,亨利感到很不舒畅。“我们一直就明白我们只不过是少数派。”亨利说道,“可您也认为少数派也可以有所作为。”

  “在某些情况下是这样,但在这件事上不行。”迪布勒伊说。他像放连珠炮似地快速说了起来。显而易见,这些话早就憋在他的心头了。“抵抗运动,这很好,有一小部分人也就足够了。别人所需要的,简单地说就是要造成混乱。闹事、破坏、抵抗,这是少数人的事。可一旦提出搞建设,那完全是另一码事了。我们原来以为趁我们还在兴头上,可以一鼓作气干下去,但是被占领时期和解放后的时期被彻底分割。拒绝与敌合作,这是我们自己的事;以后的事情嘛,与我们也没有任何关系。”

  “这跟我们还是有点关系的。”亨利说道。他十分清楚迪布勒伊为何要持相反的论调。老先生不愿意认为自己也有过行动的可能性,可惜利用不当。他宁愿谴责自己判断有误,而不愿承认自己失败。但是,亨利坚信不疑,在1945年,前途还是广阔的,他决不是凭自己的一时兴趣掺和到政治中去的。他清楚地感到周围发生的一切都与他息息相关。“我们的努力失败了。”他说,“但这并不证明我们当初不该去努力。”

  “噢!我们没有加害于任何人,”迪布勒伊说道,“搞政治和酗酒一个样,也许对身体害处还要少一点儿。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完全错了!要是别人再读读我们在1944年与1945年间写的东西,准会忍俊不禁:您自己就去试试瞧!”

  “我揣摩我们当时太乐观了。”亨利道,“这可以理解……”

  “若您愿意,我可以为我们提供各种可减轻罪过的情况!”迪布勒伊道,“抵抗运动胜利,解放的欢乐,我们可以据此得到广泛的原谅。正义取得了胜利,前途赋予善良的人们,我们这些人都带有古老而深刻的理想主义背景,巴不得相信这一切。”他耸了耸肩:“我们都是些孩子。”

  亨利没有吭声。他眷恋这段过去的历史,恰似眷恋儿时的往事。对,在这段历史里,敌友分明,善恶分明,生活就像埃皮纳勒的画片一般纯朴,一切都酷似人的童年。他不愿否认这段历史,这本身就说明迪布勒伊言之有理。

  “那依您之见,我们当时应该怎么办呢?”他问道,接着微微一笑:“我们应该加入共产党吗?”

  “不。”迪布勒伊答道,“正如您从前有一天跟我说过的那样,人们要思考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谁也不可能摆脱自身。要不,我们准都是些极坏的共产党员。”他生硬地补充了一句:“再说,他们干了些什么?什么也没有。他们也同样进退维谷。”

  “那怎么办呢?”

  “那就什么都不做。没有什么可为的。”

  亨利又为自己斟了一杯酒。迪布勒伊也许说得有理,但这样一来,一切也就荒诞可笑了。亨利重又回想起了那一个春日,充满眷恋之情凝望着垂钓者的那个春日。他对纳迪娜说:“我没有时间。”他从来就没有空暇,要干的事情太多了。可实际上,从来就没有过什么事情要做。

  “真遗憾没有更早醒悟到这一点。不然可以避免多少麻烦啊。”

  “我们不可能醒悟得更早!”迪布勒伊说,“假设我们属于一个五等小民族,属于一个早已过时的年代,要认识到这一点可不是一天的事情。”他摇摇头:“必须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才会甘心承认自己无能为力。”

  亨利以满含钦佩的目光望着迪布勒伊。漂亮的一手戏法!并没有过什么失误,只不过是一次失误。而且失误也是情有可原,因此也就一笔勾销,无所谓失误。过去这段历史就像墨鱼的骨头一般清晰明朗,迪布勒伊本人是历史必然性的一个无可指摘的受害者。这确实不错,但是亨利对此丝毫也不感到满意。他不愿意承认自己在整个事件中打一开始就是身不由已被逼着走的。他曾有过心灵上的激烈斗争,有过疑虑,也有激情,可照迪布勒伊说来,仿佛输赢早有定局。他常常反问自己是何人,现在别人给了他答案:他是一个法国知识分子,曾被1944年的胜利所陶醉,又在事态的发展中被迫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毫无作用。

  “真怪,您竟变成了一个宿命论者!”亨利说道。

  “不。我并没有说一般意义上的行动是不可能的。只是眼前对我们来说不可能。”

  “我已经拜读了您的书。”亨利说道,“简言之,您认为只是眼前跟共产党走才可能有所作为。”

  “对。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处境光明,而是除了他们,别的一无所有。这是事实。”

  “可是您并没有跟他们走嘛!”

  “我不可能再改造自己了。”迪布勒伊说,“他们的革命与我以前希望的革命相去甚远。我错了。不幸的是,一个人并不因为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摇身一变,变成另一个人。您年轻,或许还可能下决心改造自己,可我不行了。”

  “哈!我呀,我早就没有兴趣去掺和什么事情了。”亨利说,“我想隐居乡间,甚至干脆跑到国外,去写作。”他淡淡一笑:“依您之见,人们连写作的权利都没有了。”

  迪布勒伊也淡然一笑:“我也许有点夸张。不管怎么说,文学并不那么危险。”

  “可您觉得它再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您认为还有?”迪布勒伊反问道。

  “对,既然我还继续在写。”

  “这不是什么理由。”

  亨利怀疑地看了看迪布勒伊:“您是继续在写作呢还是再也不写了?”

  “仅仅证明怪癖毫无意义,那是绝对改变不了癖好的。”迪布勒伊说道,“不然疯人院早就空了。”

  “哈!得了。”亨利说道,“您连自己还没有说服呢,我看这样很好。”

  “也许哪一天我会被说服的。”迪布勒伊神态狡黠地说。他紧接着故意岔开话题:“噢,我想跟您通个气:昨天有个人来访,真怪,就是那个小塞泽纳克。我不知道您到底妨碍了他什么事,反正他对您可不善。”

  “我把他从《希望报》开除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亨利道。

  “他一开始就没头没脑地给我提出了一大堆问题。”迪布勒伊说,“问我认识不认识一个叫梅尔西埃的,问我在1944年的某一天是不是在巴黎,具体日期我记不清了。首先我什么都记不清,再者,这些事与他又有何干?我相当生硬,把他拒绝了,于是他便编造起一个荒诞的故事来。”

  “有关我的?”

  “对,那个小伙子,是个神话癖子。他可能是个危险分子。他跟我说您为洗刷盖世太保的一个密探作了伪证;说什么肯定是通过那个小贝洛姆对您进行了讹诈。必须阻止他到处传播这种事情。”

  亨利心中的石头落了地。听迪布勒伊说话的口气,他明白了迪布勒伊从来就没有想过塞泽纳克说的是事实。只要淡然一笑,随便说一句无关紧要的话,这件节外生枝的事就可了结。可他怎么也找不出话来。迪布勒伊有点儿好奇地看了他一眼:

  “您知道他恨您恨到这个程度吗?”

  “他并不特别恨我。”亨利说道,紧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事实是他说的确有其事。”

  “啊!确有其事?”迪布勒伊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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