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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〇


  “我想不会吧。”我说道,接着一耸肩膀:“哎哟,如此说来,您到了外国就再也无法写作,您的生活也就失却了意义。我不搞写作,可事物于我来说好像书对您一样重要。”

  刘易斯一时缄默不语。“可是您爱我吗?”

  “爱。”我说,“我对您的爱至死不渝。”我握住他的双手:“刘易斯,我每年都可以来。如果我们肯定每年都可相见,那就再也没有分离可言,那只是等待。当人们相爱甚深时,可以在幸福中等待。”

  “如果您像我爱您那样爱我,那为什么要虚掷我们四分之三的生命去等待?”刘易斯问道。

  我犹豫不决。“因为爱情并不是一切。”我说道,“您应该理解我,对您来说也是这样,爱情不是一切。”

  我的声音在颤抖,我的目光在苦苦祈求刘易斯:但愿他理解我!但愿他对我保持这份爱,它虽然并非一切,但失去它我将不复存在。

  “对,爱情并非一切。”刘易斯说。

  他神色犹豫不定地凝望着我。我热烈地说:

  “我并不会因为珍惜其他东西就会减少对您的爱。不要责备我。您不要因此而不再那么爱我。”

  刘易斯摩挲着我的头发:“我认为要是爱情对您来说就是一切的话,我就不会那么深深地爱您:因为那样的话就不再是您了。”

  我的双眼噙着泪花。他接受了我的一切,连同我的过去、我的生活以及我们彼此分开的一切,我们的幸福得救了。我扑进他的怀里:

  “刘易斯!要是您不理解我,那我该多么痛心啊!可您理解了我,多么幸福啊!”

  “您为什么哭呀?”刘易斯问道。

  “因为我害怕:要是失去您,我就再也不能活下去了。”

  他碾碎了我面颊上的一颗泪珠:“别哭。当您哭泣时,害怕的是我。”

  “现在我哭是因为幸福。”我说,“因为我们一定会幸福。当我们相会之时,我们可以为全年储备幸福。是不是,刘易斯?”

  “是,我的高卢小丫头。”他满怀深情地说道。他吻着我湿漉漉的面颊:“真怪,有时您在我眼里是一个十分聪慧的女人,可有时您十足就是个孩子。”

  “我想我是个蠢女人。”我说,“可要是您爱我,这无所谓。”

  “我爱您,愚蠢的小丫头。”刘易斯说道。

  翌日清晨,坐在驶往克萨尔特南戈的车上,我心里喜气洋洋。我再也不恐惧未来、恐惧刘易斯、恐惧言语,我一无所惧。我平生第一次敢于大声谈论计划:来年,刘易斯将在密歇根湖畔租一幢房子,我们一起在那儿消夏;再过两年,他来巴黎,我领他看看法国和意大利……我把他的手紧紧地攥在自己手中,他微笑着点头表示赞同。我们穿过密林,天下着雨,那般温暖、那般芬芳,我垂下了窗玻璃,让自己的脸庞尽情感受。一些牧人站着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们经过,他们身上都穿着草衣,背上仿佛驮着茅草屋顶似的。

  “我们真的处在海拔四千米高度?”刘易斯问道。

  “据说是。”

  他摇摇头:“我不相信。不然我准眩晕了。”

  远处,那高原如同冰川一般高峻,树木郁郁葱葱。从前我总觉得这像奇迹一般令人难以置信,而今我亲眼目睹了,它们变得如同法国的牧场一样自然。确实,这危地马拉高原,连同它那沉睡的火山、湖泊、牧场和那迷信的农夫,与奥弗涅山区颇为相似。我对这一切渐渐开始感到倦怠,可两天后我又很高兴地下山前往海滨。多么美妙的下山旅行啊!拂晓时分,我们抖抖索索地行进在弯弯曲曲的公路上,路边是空气清新的牧场。渐渐地,早落性植物不见了,出现了一片片灰蒙蒙的植物,似海浪般高低起伏,那叶子硬邦邦的,如同上了釉一般。高山牧场披挂着晶莹的白色露珠,山脚下出现了一个孤零零的安达卢西亚人村寨,村前村后长满了木槿属植物,盛开着叶子花。

  转了几道急弯之后,我们又穿过了几条并行的山道,最后置身于一片片香蕉种植场中。只见到处散落着一座座茅草小屋,一些印第安女人裸露着乳房在周围溜达。莫扎特南戈车站是一片集市,一些妇女坐在铁轨上,身边摆着裙子、小包和家禽。远处敲响了钟声,一些雇员开始又喊又叫,随着一阵古老的蒸气声和铁轨声,一列小火车出现了。

  我们整整花了十小时才走完了与危地马拉相隔的一百二十公里路程。次日,一架飞机飞越了昏暗的山区和一条灯光闪烁的海岸线,用了五个小时把我们送到了墨西哥城。

  “终于见到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城市!一座新鲜事不断涌现的城市!”刘易斯在出租车上说道,“我就喜欢城市!”他补充道。

  “我也是。”

  我们预定了旅馆,旅馆里已经有信件在等着我们。我在房间里坐在刘易斯身边读着来信。如今我已经可以思念巴黎的生活而不至于产生某种行窃的感觉;如今我与他分享着一切,哪怕那些将我们彼此分离的东西。罗贝尔好像心绪颇佳,他说纳迪娜虽然忧伤但却平静,波尔差不多也已痊愈。一切都很好。我对刘易斯微微一笑:

  “谁给您写的信?”

  “我的出版商。”

  “他们说些什么?”

  “他们想要我生活的详细经历。为了推出那本书,他们打算隆重宣传一番。”刘易斯声音阴郁。我用目光询问着他。

  “这就是说您可以赚到大笔钱,是吗?”

  “但愿如此!”刘易斯说。他把来信放进口袋:“我得马上给他们回信。”

  “为什么要马上回?”我问道。“我们先去看看墨西哥城吧。”

  刘易斯哈哈笑了起来:“一只那么小的脑袋!却有两只永远看不厌的眼睛!”

  他在笑着,可他那声调中隐含的某种东西令我感到慌乱不安。“要是您讨厌出门,那我们就留下。”我说道。

  “那您岂不太遗憾了!”刘易斯说。

  我们沿着阿拉梅达大街走去。人行道上,一些妇女在编着巨大的花圈,还有一些女人在悠闲漫步;一家殡仪馆的门楣上欢快地闪烁着“阿尔卡扎尔”几个字;我们走过了一条宽阔的大街,街上人群熙熙攘攘;接着我们又进了几条杂乱不堪的小街小巷。初步看去,墨西哥城很惹我喜欢。可刘易斯忧心忡忡。我对此并不感到大惊小怪。有些事情往往一时冲动就突然决定,可面对一只要收拾的旅行箱或一封信,他常犹豫不决,一愣就是几个小时。吃晚饭的时候,我任他独自苦苦思索。一回到房间,他便坐了下来,面前铺着一张白纸。他微张着嘴巴,目光呆滞,酷似一条鱼。还不等他写出半个字来,我便昏昏入睡了。

  “您的信写好了?”第二天早晨我问他。

  “写好了。”

  “您怎么那么讨厌写信?”

  “我并不讨厌。”他哈哈大笑了起来:“啊!别这样看着我,好像我是您的一个病人似的。去散散步吧。”

  这个星期里,我们经常漫步。我们登上了高高的大金字塔,乘着饰满鲜花的小船游览,又在哈利斯科大街溜达,参观了可怜巴巴的集市场、舞厅、音乐厅,还在郊区游逛,在一些声名狼藉的酒吧里喝特甚拉白酒。我们还打算在墨西哥呆一段时日,用个把月时间参观一下这个国家,然后再回芝加哥住几天。可是一天下午,我们正在房间午休,刘易斯突然对我说:

  “我星期四必须抵达纽约。”

  我诧异地看了看他:“到纽约?为什么?”

  “我的出版商要我去。”

  “您又收到信了?”

  “对,他们邀请我去半个月。”

  “可您不一定非得接受邀请。”我说。

  “问题正是我不得不接受。”刘易斯说,“在法国也许情况不一样。”他补充了一句,“可这里,一部书就是一桩买卖,如果想要赚钱,那就非得去管。我不得不去见一些人,参加一些集会,接受答记者问。这很没有意思,可情况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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