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风流(14)_西蒙·波娃

一四

　　“正是这样作品才有其价值。”我激动地说道，“一个敢于自我暴露的人，是多么难得啊！说到底，只要他敢这么做，也就胜券在握了。”

　　“对，等他死了。”罗贝尔说道，继而耸了耸肩膀：“可我现在又重新进入了政治生活之中，我有一大帮劲敌，等这些回忆录发表的那一天，你想象得出他们那副高兴劲儿吗？”

　　“您的敌人总会找到攻击您的武器，不是这，就是别的。”我说。

　　“请设想一下这些回忆录一旦落到拉福利、拉舒姆或小郎贝尔的手中，或落到哪个记者的手中。”罗贝尔说。

　　罗贝尔撰写回忆录时，脱离了整个政治生活，不过问任何前景，断绝了与公众的联系，甚至都不知道作品是否会发表。正是这样，他重又体验到一个不为人所知的无名的作者刚刚踏进文学殿堂时的那种孤独感，在没有方位物指点、无依无靠的情况下去冒险进取。在我看来，他从来没有写过比这更好的作品。我不耐烦地说：

　　“那么，只要一搞政治，就再也没有权利写感情真挚的作品了？”

　　“有权利，可不能写引起丑闻的书。”罗贝尔说，“你完全知道，在当今的世界，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若非要去讲，就不可能不造成丑闻。”他微微一笑：“说真的，所有有关个人的事情都可能造成丑闻。”

　　我们默默无言地走了几步。“您花费了三年时间撰写那些回忆录，现在往抽屉里一扔，您觉得无所谓吗？”

　　“我再也不想它了。我在考虑写另一部作品。”

　　“什么作品？”

　　“过几天再跟你说。”

　　我满腹狐疑地打量着罗贝尔：“您觉得挤得出时间写哪部书吗？”

　　“肯定。”

　　“噢！我看并不那么肯定：您根本没有一分钟能由您自己支配。”

　　“搞政治，起步最艰苦，慢慢就顺利了。”

　　我觉得他说得过分轻松了，紧接着追问道：“要是不顺利呢？您放弃搞那个运动还是停止写作？”

　　“你知道，我一时辍笔，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罗贝尔挂着微笑回答说，“我这一辈子粗制滥造的作品也够多了！”

　　我心头一揪：“您前几天还说您的作品尚未完成呢。”

　　“我始终这么认为，不过可以再等一等。”

　　“等一等，等一个月？一年？十年？”我问道。

　　“听我说，”罗贝尔用商量的口吻说道，“天底下多一部书少一部书，这并不那么重要。现在的形势令人欢欣鼓舞，你要明白：左派是第一次手中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也是第一次有可能联合搞一个运动，既独立于共产党人，又不至于有为右派效劳的危险。决不能放过这一机会！我等了它一辈子了。”

　　“我呀，我倒觉得您的作品事关重大。”我说，“它带给人们的，是某种独一无二的东西。至于政治工作，并不是您单枪匹马就可以担当得了的。”

　　“可惟独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搞政治。”罗贝尔快活地说，“你应该理解我：警觉委员会、抵抗运动，这很有必要，可总是处于被动状态。今天，事关创建大业，这更有意义。”

　　“我完全理解，可您的作品更让我感兴趣。”

　　“我们向来认为不是单纯为了写作而写作。”罗贝尔说，“在某些时刻，其他形式的行动更为迫切。”

　　“对您并非如此。”我说，“您首先是个作家。”

　　“您完全清楚这不对。”罗贝尔用责备的口气说道，“对我来说最为重要的是革命。”

　　“是的。可您为革命服务的最好手段，是写您的书。”

　　罗贝尔摇了摇头：“这要因时而异。我们正处于关键时刻：首先必须在政治上取得胜利。”

　　“要是赢不了胜利，会有什么后果？”我说，“您总不至于真的相信面临着新的大战的危险吧？”

　　“我不相信新的大战明天就会爆发。”罗贝尔回答道，“可确实必须设法避免在世界上造成一种战争的形势：一旦出现这种局势，迟早会动手打起仗来。同时也要避免这次胜利被资本主义所利用。”他一耸肩膀：“在自得其乐地写那些可能谁也不会去读的书之前，必须阻止发生的事情多着呢。”

　　我猛地在马路中间止住步子：“什么？您也认为人们会对文学不感兴趣！”

　　“毫无疑问，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人们去做！”罗贝尔说。

　　他说得确实太轻巧了！我愤愤地说：“看您的样子，好像无动于衷。可一个世界要是没有文学艺术，那肯定凄惨得令人可怕。”

　　“不管怎么说，目前，还有千百万人，对他们来说，文学等于零！”罗贝尔说。

　　“是的。可是您总指望这一切得以改变。”

　　“我始终指望于此。你的看法如何？”罗贝尔说，“问题正是如此，如果世界一定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人们必须要经历一个几乎顾不上文学的时期。”

　　我们走进了工作室，我坐在皮椅的扶手上。是的，我潘趣酒喝得太多了，四壁在我周围旋转。我朝二十年来罗贝尔不分昼夜伏在上面写作的写字台瞥了一眼。现在，他已经年届六旬，如果顾不上文学的阶段持续很久，那他有可能无望看到这一阶段结束的那一天，对此，他不该如此无动于衷。

　　“得了，您以为您的作品尚未完成，五分钟前您还说就要动笔撰写一部新书：这就意味着还有人读您的书……”

　　“噢！这绝对可能。”罗贝尔说，“但必须考虑另一种可能性。”他紧挽着我，坐在皮椅上。“这另一种可能性也不像你说的那么可怕。”他乐呵呵地补充说道，“文学是为人服务的，而人却不是为文学而生。”

　　“可对您来说，那太凄惨了。”我说，“假若您不再写作，您就不会有丝毫的欢乐。”

　　“我不得而知。”罗贝尔说，又淡淡一笑：“我没有想象力。”

　　想象力，他当然有。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当他对我说“我的作品尚未完成”时，他是多么焦虑不安。他刻意追求的是这部作品要有分量，能流传后世。尽管他矢口否认，但他首先是一个作家。也许在开始时，他一心只想服务于革命，文学仅仅是一种手段；可如今，文学已经成为目的，他为了文学而酷爱文学，他的全部作品就是雄辩的证明，尤其是他再也不愿发表的那些回忆录。他撰写这些回忆录仅仅是为了写作的乐趣。不，事实是他为谈论自己而感到厌倦，而这种反感却不是好征兆。

　　“可我有想象力。”我说。

　　四壁在旋转，可我感到十分清醒，比没喝酒时要清醒得多。未喝酒的时候，头脑中步步设防，于是想方设法假装糊涂。突然，我一切全看得一清二楚。战争正在结束：一个再也没有任何保障的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罗贝尔的前程没有保证：他很可能放弃写作，甚至他过去的全部作品都可能被虚无所吞没。

　　“您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我问道，“事情到底是往好还是往坏的方向发展？”

　　罗贝尔哈哈大笑起来：“啊！我可不是先知！不过，手中倒是掌握着很多王牌。”他又补充了一句。

　　“可到底有多少获胜的机会？”

　　“你愿意我放手大干，还是希望我小打小闹？”

　　“用不着来讥笑我。”我说，“总可以时不时给自己提提问题吧。”

　　“我给自己提出了不少问题，你要知道。”罗贝尔说。

　　他常向自己发问，而且比我更为严肃。我从不付诸行动，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总是好激动。我意识到自己错了，可与罗贝尔在一起，我即使错了也无所谓！

　　“您呀！只提那些您可以找到答案的问题。”我说。

　　他重又笑了起来：“是的，正是这样更明智，提其他问题又解决不了大事。”

　　“这并不成其为可以不提其他问题的理由。”我说道。

　　“夜已经很深，我们又喝了那么多潘趣酒，你不觉得明晨再谈会更清楚些吗？”罗贝尔问道。

　　一到明天早晨，墙将不再旋转，家具和摆设将重归其位，整齐有序，我的思绪也将如同往昔，有条有理，我又将重新得过且过，只需看清脚下的路，无需瞻前顾后，心里也不再为这些鸡毛蒜皮、争执不休的麻烦事犯愁。可我被这如此井井有条的一切搅得疲惫不堪。我瞅了一眼迪埃戈坐在炉边时用的坐垫，他常说：“纳粹胜利没有列入我的计划之中。”可后来，他们把他枪杀了。

　　“脑子里的念头总是过分清楚！”我说，“战争胜利了，这个念头就清清楚楚。哎，那么多人死去了，今天晚上他们都不在场，过得是什么怪节目！”

　　“可要是心想他们并没有白白死去，总归与认为他们是白白送了性命不一样吧。”罗贝尔说。

　　“迪埃戈就是白白送了命。”我说，“即使并不是白死又怎么样？”我气呼呼地接着说：“这种一切都在超越自己、向别的事物发展的运动体系对活人来说倒真合适。可是，人死了就是死了，对他们不是超越，而是背叛。”

　　“并不一定就背叛他们。”罗贝尔说。

　　“只要忘却了他们和利用他们，就是背叛了他们。”我说，“怀念之情，这也许没有什么用处，要么就再也不是真正的怀念。”

　　罗贝尔犹豫了片刻，“我想我是生来就不善于怀念的。”他神色困惑地说，“对我无法解答的问题，对我无能为力的事情，我不太关心。我并不是说我就有道理。”他补充说道。

　　“噢！我也不是说您有错。不管怎样，人死了就是死了，我们呢，还活着，再怀念也无济于事。”

　　罗贝尔把手放在我的手上：“那就不要自寻烦恼了。你知道，我们也都会死的，这也就使得我们与他们十分相近。”

　　我抽回手。此时此刻，任何情爱我都厌恶。我不想得到安慰，我还不愿意。

　　“啊！真的，您那可恶的潘趣酒搅乱了我的心。”我说，“我要去睡觉了。”

　　“去睡吧。明天，提什么问题随你的便，甚至那些无济于事的问题也行。”罗贝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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