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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我能一口气喝完一瓶香槟，你敢和我打赌吗？” 　　“你倒真有点急智！”毕西沃嚷着说。 　　“他们都象车夫似的喝得烂醉了，”一个一本正经地把酒倒给他的背心喝的青年说。 　　“是的，先生，现政府的高妙手法就是使舆论居于统治地位。” 　　“舆论吗？那是最淫荡的妓女！你们这些道德家，政治家，要是听信你们的话，我们就只好不断地违背天性而偏爱你们的法律，违背良心而偏爱舆论。去你的，一切都是又真又假！要是社会给了我们绒毛软枕，它就一定会用痛风病来抵消它所给的恩惠，就象它用诉讼程序来缓冲法律的严峻，用伤风来作为开司米披肩流行的后果。” 　　“你真是个怪物！”爱弥尔打断了愤世者的话头，“你怎么能对着这样的佳肴美酒，在把肚子填满到咽喉之后，来对文明进行诽谤？你要么就啃这只金黄蹄子金黄角的麅子，可别咬你母亲……” 　　“如果天主教发生把一百万个上帝放在一个面粉袋里，如果共和国最后总要出现拿破仑这类人物，如果王权存在于亨利四世的被杀和路易十六的被判死刑之间，如果自由主义终于变成了拉法夷特①，这难道是我的过错吗？”“在‘七月革命’的日子里你吻过他没有？” 　　①拉法夷特（1757—1834），又译拉斐特，法国将军和政治家，他曾积极参加美国的独立战争，并以自由保王派的身分参加一七八九年和一八三〇年的法国革命。 　　“没有。” 　　“那么，你，怀疑派，请闭嘴。” 　　“怀疑派是最有良心的人。” 　　“他们没有良心。” 　　“你这是什么话！他们至少有两个良心。” 　　“向天国要贴现，好啦，先生，你的生意倒真不错。古代的宗教不过是很好的发展了肉体的快乐；可是，我们呢，我们却发展了心灵和希望；这就是有了进步。” 　　“哎！我的好朋友们，在这样一个政治气氛浓厚的世纪里，你们指望能够得到什么呢？”拿当说道，“《波希米亚国王和他的七个行宫的故事》是一部有最动人的构思的著作，它所遭受的又是怎样的命运呢？” 　　“这个吗？”那位“批评家”从桌子的这一头嚷到另一头，“这是偶然从一顶帽子里捡到的语句，真正是为疯人院写的作品。” 　　“你是蠢材！” 　　“你是傻瓜！” 　　“噢！噢！” 　　“啊！啊！” 　　“他们要打起来的。” 　　“不会。” 　　“明天见高低，先生。” 　　“马上见分晓，”拿当答道。“算了吧！算了吧！你们两位都是好汉。” 　　“你是另一位好汉！”挑衅者说。 　　“他们连站都站不起来啦。” 　　“啊！我站得也许不挺！”好斗的拿当站起来答道，样子象风筝般摇摇晃晃。 　　他用迟钝的眼光向桌子上瞟了一下；随后，就象给这种努力弄得疲倦不堪，仍旧倒在椅子上，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响。 　　“我竟然为了一本从未见过，更未读过的书决斗，”批评家对他的邻座说，“这难道不是很可笑吗？” 　　“爱弥尔，当心你的衣服，你旁边那个人的脸已发青啦，”毕西沃说。 　　“康德①吗，先生？又是一只气球放出来让傻瓜们开心！唯物论和唯心论是两只漂亮的球拍，穿长袍的走方郎中可以用来打同一个羽毛球。照斯宾诺莎②的说法，上帝无处不在，或者照圣保罗的说法，一切都是上帝创造……蠢东西！关上或打开一道门的动作难道不一样吗？到底是鸡生蛋呢，还是蛋生鸡？……请把鸭肉递给我！……这便是整个的科学。” 　　①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 　　②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哲学家。 　　“呆蛋，”学者对他嚷道，“你所提出的问题已被一个事实解决了。” 　　“是哪桩事实？” 　　“教授们的讲座不是特为哲学而设的，倒是先有了讲座才有哲学课！请戴上眼镜，看看预算表吧。” 　　“强盗！” 　　“傻瓜！” 　　“骗子！” 　　“笨蛋！” 　　“除了在巴黎，你还能在别的地方找到这样激烈、这样迅速的思想交锋吗？”毕西沃用一种次低音的声调嚷道。 　　“喂！毕西沃，你来，给我们扮演一出古典笑剧！先别忙；还是一出滑稽戏吧！” 　　“给你们来一出十九世纪的，行吗？” 　　“听着！” 　　“安静点！” 　　“轻声点，别乱吠啦！” 　　“混蛋，你还不住嘴！” 　　“把酒给他，让他住嘴，这孩子！” 　　“要看你的了，毕西沃！” 　　艺术家把他黑上衣的钮扣直扣到脖子上，戴起他的黄手套，扮着鬼脸，斜着眼睛，摹仿《两世界杂志》①的模样；可是，喧闹声盖过了他的说话声，他的笑话别人连一个字也听不到。但是，如果他没能表达本世纪的精神，至少他演出了该杂志的形象，因为对这个世纪连他本人都没有理解。 　　①《两世界杂志》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创办的哲学、文学期刊，它团结了许多进步浪漫主义文学的著名人物在它的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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