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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二六年年初,大概伯爵把我的为人看清楚了;我们的关系也到了上司与下属不能更亲密的程度。他对于我的前程并没说过一句话,只是象老师与父亲一般教导我:常常要我为他最繁重的工作搜集材料,起草报告;他一边修改,一边指出他和我的观点有哪些地方不同,对法律条文的解释有什么分别。等到后来我办的一件稿能当作他亲自办的一样送出去时,他那种高兴的表示等于我最大的报酬,而他也体会到我这种心情。这个小小的插曲,对一个表面上这么严峻的人居然发生很大的作用。伯爵对我,用法律术语说,已经下了最后一审的判决:他捧着我的头,亲着我的额角,说道:

  “莫里斯,你已经不是我的同伴了,我还说不上将来你跟我究竟是什么关系,倘若我的生活不变,也许会把你当作儿子看待!”

  伯爵把我带到巴黎最高级的人家,让我坐着他的车,带着他的跟班去作他的代表;那种机会真是太多了,因为他往往正要出发的时候,突然改变主意,叫了一辆街车走了,上哪儿去呢?……简直是一个谜。我从人家招待我的态度上猜到伯爵对我的心意,知道他事先把介绍的话说得多么郑重。他象做父亲一般的体贴,非常豪爽地满足我的需要,而我的知情识趣更使他时时刻刻想到我。一八二七年一月将尽的时候,我在赛里齐伯爵夫人家赌运极坏,输了两千法郎,却不愿意在我经管的账上支付。第二天我心里想:“我是向舅舅要这两千法郎呢,还是靠伯爵解决这个问题?”结果我采取了第二个办法。他正在用早餐,我对他说:

  “昨天我手气坏极了,心里一火,便继续赌下去,输了两千法郎。您能答应我在本年的薪水中预支吗?”

  “不,”他很可爱的笑了笑,“在交际场中赌钱,应当有笔赌本。你先拿六千法郎,把赌债还掉;从今天起,咱们各半负担;既然你常常出去作我的代表,至少不能让你的自尊心受到委屈。”

  我听了并不向伯爵道谢。我跟他之间,道谢的话似乎是多余的。这点儿微妙的地方,足以说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性质。

  虽然如此,我们还没到推心置腹的地步;他没有把我在他私生活中摸索出来的隧道打开给我看,我也没对他说:“您怎么啦?有什么痛苦呢?”他深更半夜跑在外面干什么?我作他秘书的坐着自备马车回家,他却常常雇着街车,或竟一步一步走回来!一个这样虔诚的人难道受着什么不正当的嗜好腐蚀,而假仁假义地瞒着人吗?还是胸中存着某种嫉妒的心理,比奥赛罗还藏得紧,而他花尽心力想满足那个心理吗?还是私下养着什么低三下四的女人?有天早上,我记不起在哪个铺子里付了账回来,在圣保罗教堂与市政厅之间,撞见奥克塔夫伯爵和一个老婆子讲话讲得那么紧张,甚至没看到我。

  那老婆子的相貌使我有种说不出的疑心;尤其因为看不见伯爵把积蓄花到哪儿去了,我的疑心更有了根据。你们想,要我来监视主人的行动,岂不可怕?那时我知道他有六十万法郎以上可以存放,倘若存了定期储蓄,以他对我在金钱方面的信任而论,我不会不知情的。有时伯爵早上在花园里散步,到处乱转,仿佛一个人抱着凄凉抑郁的幻想,骑在一匹神话中的飞马上。他尽走,尽走,拼命搓着手,把表皮都快搓破了!倘若我去找他而在一条小路拐弯的地方撞见了,会发觉他眉飞色舞,眼睛不再象一块青玉那样干枯,而变得象长春花一般有层绒毛了;我初次见到他的时候,就为了这两种不同的眼神的强烈的对比大为惊奇的:一种是幸福的目光,一种是苦恼的目光。在那种情形之下,有两三次他抓着我的手臂走了几步,我满以为他要把他的快乐倾倒在我心里了;可是结果只问我:“啊,您找我有什么事呢?”更多的时候,特别从我能代他办理公事,起草报告以后,可怜的人站在一口美丽的白石水池旁边,几小时地看着金鱼;水池在园子中央,周围是个圆形的花坛,种着最鲜艳的花。这位政治家扯着面包屑喂鱼,居然为了这种简单的乐趣出神了。

  以上是这个内心的悲剧暴露的经过:他不但创痛巨深,骚动不已,而且在但丁的《地狱篇》没有描写到的范围中间,还有些惨不忍睹的快乐的表现……说到这里,总领事又停顿了一会。

  某星期一,德·格朗维尔院长和行政法院副院长德·赛里齐先生在奥克塔夫伯爵家里开会。他们三个组成一个委员会,我是委员会的秘书。由于伯爵的保举,那时我已经是行政法院的助理审查了。当局瞩咐三人小组暗中研究的政治问题,需要不少材料,当下都摆在我们藏书室内一张长桌子上。

  德·格朗维尔和德·赛里齐二位把初步准备工作交给奥克塔夫伯爵负责,并且决定先在佩延讷街集会,免得拿文件再带往委员会主席德·赛里齐家。内阁对这件事非常重视,临了,大部分工作都落在我身上,同时也替我在那一年上挣得了审查官的职位。德·格朗维尔和德·赛里齐两位伯爵的生活习惯跟我主人的很相象,从来不在外边吃饭;但等到听差叫我出去说“圣保罗和勃朗-芒托的两位本堂神甫在客厅里等了两小时了”的时候,我们也想不到会议拖得这么晚。

  那时已经到了九点了。

  奥克塔夫笑着和他的同僚说:“诸位,你们今天少不得要跟两位神甫一起吃饭了;格朗维尔一向讨厌教士,不知道受得了受不了。”

  “那要看怎么样的教士。”

  我回答:“噢!一个是我的舅舅,一个是戈德隆神甫。放心,封塔农神甫已经不在圣保罗当司铎了……”

  “好,咱们吃饭吧,”德·格朗维尔院长接着说,“我怕的是那些宗教狂;一个真正虔诚的人倒是最痛快的。”

  于是大家进了客厅。饭桌上空气很愉快。真有学问的人,饱经世故而能说善辩的政治家,都是讲故事的能手,只要他们肯讲。他们要么态度沉闷,要么妙语横生,而不会介于二者之间。对这种风雅的玩意儿,梅特涅①亲王的本领不亚于夏尔·诺迪耶②。政治家的诙谑象钻石一般雕琢得玲珑剔透;每句话都清楚明白,光芒四射,同时又富于人情味。我舅舅很有把握在这三个优秀人物之间保持体统,便尽量发挥他的才智,那么细腻,那么温厚,又象以职业关系而惯于隐藏思想的人一样机灵。当然,那次的谈话没有一点儿无聊与庸俗的气息,对听众的精神作用好比罗西尼的音乐。

  ①梅特涅(1773—1859),十九世纪初期奥地利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曾任首相。

  ②诺迪耶(1780—1844),法国作家,其沙龙是当时浪漫派文学青年聚会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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