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和玛格丽特第二十七章第50号住宅的末日(2)

第二十七章第50号住宅的末日(2)

　　当然，在所有这些事件中最糟糕、最令人不快、最无法解释的是人头失踪事件：光天化日之下，在“格里鲍耶陀夫之家”的大厅里，已故文学家柏辽兹的头竟从棺材中不翼而飞了。

　　承办本案侦破工作的十二个人都竭尽全力，在莫斯科各个角落一点一滴地搜集这个复杂案件的罪证线索。

　　一位侦查员来到斯特拉文斯基教授的医院。他首先要求向他提供近三日来入院病员的名单。这样，他发现了房管所主任尼卡诺尔·伊万诺维奇·博索伊和不幸的报幕员——曾被揪下过脑袋的孟加拉斯基。不过，他在这两人身上花的时间并不多，因为现在已不难确定：这两人都是以神秘魔术家为首的一伙人罪恶活动的牺牲品。但是，住在这里的诗人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无家汉却使侦查员产生了极大兴趣。

　　星期五傍晚时分，伊万的第117号病房的门轻轻打开，一个圆脸膛的年轻人走进来。这人举止安详，谈吐文雅，完全不像个侦查员。实际上，他恰恰是莫斯科最优秀的侦查员之一。他看到：一个苍白、瘦削的青年人躺在床上，目光投向某个遥远的地方，又似乎是在内视着自己的心灵深处。那眼神表明，他超然于环境之上，对周围一切都毫无兴趣。

　　侦查员首先彬彬有礼地作了自我介绍，然后说明了来意：希望能同伊万·尼古拉耶维奇聊聊前天牧首湖畔发生的事情。

　　啊！假如这位侦查员早些时候来找他，哪怕是星期四的凌晨来，伊万会感到多么高兴啊！那时伊万正以疯狂的热情期待着能有人认真地听听他关于牧首湖畔事件的叙述。现在呢，看来已实现了他要帮助捉拿外国顾问归案的愿望，无须他再为此奔走呼吁，已经有人主动来找他了解星期三傍晚那件事了。

　　然而，呜呼，此时的伊万却与当时大不相同了：在柏辽兹身遭横祸后的这一段时间里，年轻的伊万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对于侦查员提出的所有问题，他无疑仍然乐于有礼貌地给予认真回答，但他那眼神和语气却都使人感到一种漠然视之的态度，柏辽兹的命运此刻已经丝毫不能激动这位诗人的心了。

　　侦查员到来之前，年轻的伊万正躺在床上。在蒙蒙眬眬、似睡非睡中，他仿佛看到一个奇异独特的、虚无飘渺的城市。那里有奇形怪状的大理石、突兀的石柱、阳光下闪亮的屋顶、阴森可怖的圣安东尼黑色塔楼。城市西部的山冈上，在一片郁郁葱葱的热带园林中，隐约露出一座宫殿的屋顶，一些高高的青铜雕像在落日斜晖的映照下宛如绿色汪洋中的一个个燃烧着的巨大火柱。伊万还看到这座古城的城墙脚下有几队全身披挂的罗马骑兵在缓缓前行。

　　蒙眬中，伊万还看到一个木然坐在安乐椅上的人，他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黄脸膛上显出苦恼的神情，身上披着件白色披风，露出血红的衬里；他正用憎恶的目光凝视着眼前那片郁郁葱葱的异国园林。伊万还看到一个光秃秃的黄色山冈，山同上兀立着几个已经不见受刑者的十字架……

　　至于牧首湖畔发生的那件事，诗人伊万如今对它已经毫无兴趣了。

　　“请问，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柏辽兹滑到电车下面去的时候，您在什么地方？离那个栅栏转门很远吗？”

　　伊万对此似乎漠不关心，嘴角上还不知为什么露出一丝冷笑。他回答说：

　　“我离得很远。”

　　“那个穿方格衣服的人是不是呆在转门旁边？”

　　“不，他坐在离我不远的一把长椅上。”

　　“柏辽兹滑倒的时候，那人没跑近转门吗？这一点您记得清楚吗？”

　　“我记得。他没有过去。他当时伸开腿懒洋洋地斜倚在椅子上。”

　　这就是侦查员提出的最后几个问题。然后，侦查员站起来，伸手同伊万握别，祝他早日康复，并表示希望不久的将来能重新读到他的诗作。

　　“不，”伊万轻声回答说，“我不再写诗了。”

　　侦查员很有礼貌地微微一笑，说他不揣冒昧地要表示一下自己的信心：他相信，诗人这么说是因为眼下他还处于某种抑郁状态，这种症状很快就会消失的。

　　“不，”伊万马上反驳说。他不看侦查员的脸，而是望着远方，望着渐渐暗淡下去的苍穹说，“这在我身上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我从前写的那些诗都是坏诗，我现在认识到这一点了。”

　　侦查员辞别了诗人，他已经得到了很重要的材料。他从事件的末尾往前推理，终于找到了产生各种事件的渊源。现在他已确信：所有事件都是从牧首湖畔的杀人案件引起的。当然，不论是伊万，还是那个穿方格衣服的家伙，都没有把不幸的“莫文联”主席往电车下面推，也就是说，表面看来谁也没有推他，但是，侦查员坚信柏辽兹是在某种催眠术作用下奔向（或滑向）无轨电车轮下的。

　　是的，材料已经收集到许多，该到什么地方去抓什么人也已十分清楚。但是，难就难在根本无法抓到那家伙。在那所该死的、三倍该死的第50号住宅里，再重复一遍，毫无疑问是有人居住的。那里的电话时常有人接，回答的声音有时像破锣般吱吱叫，有时瓮声瓮气。窗户也时开时关，而且还听见过里面传出留声机的声音。然而，每次进入那套住宅时，里面却都空无一人。白天，夜里，在不同的时间，已经进去过不止一次了，甚至拉着网子在各个房间扫过几遍，仍是一无所获。住宅周围早已设了监视哨，不仅从大门洞通过院子到单元门口的路上有人看守，后门也派了人，连楼顶烟筒旁边都设了监视哨。是的，这套第50号住宅确实有点蹊跷，但却拿它毫无办法。

　　就这样，事情一直拖到星期五后半夜，星期六的凌晨，直到麦格尔男爵身着晚礼服，脚登漆皮鞋，以客人身份庄重地跨进第50号的大门。监视人听到了开门声和麦格尔男爵进门的声音。整整十分钟后，几个人不按门铃便径直闯进了住宅。然而，不仅没有找到这里的主人，还有最使人无法理解的事——连麦格尔男爵也踪迹全无了。

　　这样，前面已经说过，事情拖到了星期六凌晨。这时又出现一些非常有趣的新情况。一架由克里米亚飞来的六座位客机在莫斯科机场降落，下机的旅客中有一位与众不同的年轻人：他胡子拉碴，总有三天没洗过脸，两眼红肿，神色慌张，未带任何随身物品，穿着也十分奇特——戴一顶高加索式毛皮高帽，穿单睡衣，外面披着厚呢斗篷，脚上芽一双卧室里用的崭新的蓝皮便鞋，显然是刚买的。他刚离开舷梯，就有几个人朝他走了过去——他们早已在机场恭候这位公民多时了。不一会儿，这位令人难忘的瓦列特剧院经理斯杰潘·博格达诺维奇·利霍捷耶夫已经站在侦查员面前。他提供了一些新材料。现在已经清楚：沃兰德是首先对斯乔帕·利霍捷耶夫施行了催眠术，然后他化装成演员混进瓦列特剧院，又巧妙地把斯乔帕扔出莫斯科——天知道这一扔就扔出了多少公里。材料倒是有所补充，但侦破工作不但未因此有所进展，甚至可以说，反而变得更困难了：沃兰德既然有办法对利霍捷耶夫做出那样的事，显然就不会轻易地就范。对于利霍捷耶夫，根据他本人的请求，还是把他关进了一间比较保险的牢房。与此同时，瓦列奴哈被带进侦讯室。瓦列奴哈几乎两昼夜去向不明，刚回到家里就被逮捕归案了。

　　尽管瓦列奴哈已经向阿扎泽勒保证过不再撒谎，但这位总务协理还是从谎言开始了他和侦查员的谈话。不过，这倒也不必过分责怪他，因为阿扎泽勒是禁止他在电话里说谎，而此刻他们面对面讲话，并没有借助这种现代设备。瓦列奴哈贼目鼠眼地四下里扫着，对侦查员说：星期四白天他在瓦列特剧院自己的办公室里自斟自饮，喝得酪配大醉，后来便走出剧院。上哪里去了？不记得。后来又在什么地方喝了些陈年老酒。在哪儿喝的？不记得。然后就蹲在了一堵墙根下。在什么地方？也不记得。于是，侦查人员告诉我们的总务协理：他这种愚蠢而轻率的行为实际上妨碍着一桩要案的侦破，他对此当然要负法律责任。只是在这番警告之后，瓦列奴哈才痛哭流涕地用颤抖的声音，不住地四下张望着，说出了真情。他承认自己是在扯谎，因为他害怕沃兰德一伙对他进行报复，他已经落到这帮匪徒手中一次了。因此，他请求把他关进一间装甲的牢房，并说这是他所衷心哀求、求之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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