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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女人都该有同一套动机,否则就是怪物。

  ——乔治·艾略特《丹尼尔·德龙达》

  “正视彼此的面容时,我们不只是看到一张我们讨厌的脸——不,我们就是在照镜子……难道您没有在我们之中认出自己吗……?”

  ——瓦西里·格罗斯曼《生活与命运》,一级突击队长利斯对老布尔什维克莫斯托夫斯科伊说的话

  “自由是沉重的负荷,一种由精神承担的伟大又奇异的重负……自由不是别人给的礼物,而是你做出的选择,并可能是个艰难的选择。”

  ——厄休拉·勒古恩《地海传奇》

  §第一章 雕像

  阿杜瓦堂手记

  1

  只有死人才能有雕像,但我还健在时就被塑成了雕像。活着的我就已被石化了。

  这尊雕像凝聚了国人对我所做的诸多贡献的赞赏与感谢,维达拉嬷嬷当众宣读的嘉奖令是这么说的。她是被我们的上级长官指派去宣读的,她可没有一星半点的谢意。我尽可能表现得谦逊,谢过她,然后一拉绳子,扯下那块披裹在我身上的布;盖布掀起波动,翻滚落地,露出了矗立的我。我们嬷嬷通常不会在阿杜瓦堂欢呼喝彩,但这时响起了几下谨慎的掌声。我也颔首示意。

  我的雕像比真人高大,所有的雕像都有这种倾向,而且把我雕刻得更年轻、更苗条,我的体形都好些年没那么匀称了。我站得笔直,肩膀往后挺,唇角上翘成一个坚定但亲善的微笑。我的眼神固定在时空里的某个点,可以理解为代表我的理想主义、毫无畏惧的忠于职守、克服一切阻碍向前挺进的决心。这倒不是说我的雕像能望见天空中的种种景象,因为它被安置在阿杜瓦堂门前步道边的一丛郁郁的矮树和灌木里。即便变成石头,我们嬷嬷也决不能太狂妄。

  紧攥着我左手的是个七八岁的女孩,她用信赖的眼神举目望着我。蹲在我身边的是位使女,我的右手搭在她的头上,她的头发被遮盖起来,抬起的眼神透出一种或可解读为畏怯,或可理解为感恩的神情。她身后是我的一个珍珠女孩,准备启程履行她的传教使命。悬挂在腰带下的是我的电击枪。这件武器让我牢记自己的诸多过失:若能更有成效,我根本用不着这种工具。用我言语的说服力本该足矣。

  就群像而言,这个作品不算太成功:太拥挤了。我倒是希望自己更突出一点。但至少我看上去是理智的。这个雕像完全有可能是另一副尊容,因为那个上了年纪的女雕塑家——她去世后被追认为真信徒——惯于让她作品中的人物双目鼓凸,以此表现人物狂热的虔诚。她做的海伦娜嬷嬷的半身像看似暴怒,维达拉嬷嬷的那尊像是甲亢患者,伊丽莎白嬷嬷的则像随时都会爆炸。

  揭幕时,女雕塑家很紧张。她对我的刻画雕琢足以传递出奉承之意吗?我会赞许吗?我的赞许会是有目共睹的吗?我玩味过一个念头:在盖布滑下来时皱起眉头,但三思后决定不那样做,我并非没有同情心。于是我说:“很生动。”

  那是九年前的事了。从那以后,我的雕像历经沧桑:鸽群不遗余力地点缀我,苔藓从我潮湿的裂隙里滋长蔓生。崇拜者们在我脚下留下供品:鸡蛋象征繁育,橘子代表妊娠圆满,羊角面包对应月相。面包类的东西我都置之不顾——通常都会被雨淋湿——但我会把橘子揣进口袋。橘子是多么让人神清气爽啊。

  我是在阿杜瓦堂的私人书房里写下这些的——在我国各处兴起热情万丈的焚书运动后,只有屈指可数的图书馆得以保存下来,阿杜瓦堂就是其中之一。为了给即定到来、道德上清白无辜的新一代创建一个洁净的空间,过去留下的一切腐朽、沾血的指印必须被抹除殆尽。理论上是这样的。

  但其中也有我们自己留下的血手印,那可没那么容易抹除。这些年来,我埋葬了许多尸骨;现在我要把它们重新挖出来——哪怕只是为了让你,我不知名的读者,有所启迪。如果你正在看,说明这份手稿好歹是保住了。虽然这可能只是我的白日梦;也许,我终将没有一个读者。也许,我终将只是对墙自语①,无论是字面意思还是引申意义。

  ①这句话也有被忽视,无人倾听的意思。

  今天写得够多了。我的手痛,背也痛,每晚一杯的热牛奶还在等着我呢。我要把这份啰里啰嗦的东西塞进它的藏身地,避开监控镜头——我知道它们在哪里,因为都是我亲自部署的。虽说这么小心,我还是很清楚自己在冒多大的风险:写下来,就会招致危险。会有怎样的背叛、又会有怎样的公开谴责在等待我?阿杜瓦堂内就会有好些人巴不得搞到这些纸页呢。

  再等等,我会无声地给予她们忠告:更糟糕的还在后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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