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的故事(81)_阿特伍德

八一

　　对我称之为生育服务的需要早在基列前时期已经得到社会认可，当时这种需要主要通过以下一些不尽人意的方法来满足，例如“人工授精”、“生育诊所”以及使用“代孕母亲”，雇来专事生育。基列以违反教规为由废除了头两个方法，但第三个方法因为在《圣经》中有先例可循而被法定下来并加以实行，从而用古老的在《旧约》开始时期和十九世纪前犹他州实行过的同期一夫多妻制代替了基列前时期屡见不鲜的分期一夫多妻制。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新的制度在取代先前的制度时，都无一例外地要吸收先前制度中的许多成分，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义体系中的异教成分以及从先前的沙皇秘密警察衍变而来的苏俄“克格勃”即是明证。基列也不例外。例如它的种族政策，是牢牢植根于基列前时期的，种族恐惧也在情感上起了一些火上浇油的作用，使基列取代原有政权得已顺利完成。

　　讲述者作为普通人中的一员，必须将其放在她身处的历史阶段的大轮廓中进行审视。然而除了她的年龄、一些在人人身上都可以找到的身体特征以及她居住的地方外，我们对她知之甚少。她应该是一位知识女性，只要是在当时任何一所北美大学毕业的人都可以称为有知识的人。（笑声，几声哼哼）大家知道，这种人遍地都是，因此这一点同样无济于事。她认为没有必要把真名告诉我们，确实，在她进入“拉结和利亚感化中心”后，所有与名字相关的正式记录肯定都已遭到销毁。“奥芙弗雷德”并不能提供任何线索，就像“奥芙格伦”一样，它是一个源于父名的姓，由表示所有关系的介词和故事中那位高层人物的名字构成。这类名字只有在这些女人进入某一个大主教家里后才开始使用，离开时便随之放弃。

　　文献中的其他名字对身份确定和真实性鉴别同样也毫无用处。“卢克”和“尼克”完全是空有其名，就像“莫伊拉”和“珍妮”一样。很有可能这些全是用来掩护那些人的化名，以防万一磁带被人发现。假如真是如此，它将证明我们的观点不无根据，即这些磁带是在基列境内录制的，而不是在境外录好后再偷运回来给“五月天”地下组织使用。

　　以上种种可能性排除后还剩下一种可能。我们觉得，假如能够确定难以把握的“大主教”的身份，整个研究一定会有所进展。我们认为，这个身居高位的人物很有可能是首批绝密“雅各之子智囊团”成员，就是这个团体费尽心机构建了基列的哲学和社会体系。它是在超级大国军事僵局得到公认，秘密“势力范围协议”签署之后不久成立的，这项协议使超级大国们得以不受外国干扰，自由处置国内日益扩大的反叛势力。“雅各之子智囊团”的正式会议记录都在其中叶时期“大清洗”运动中销毁，该运动使许多基列缔造者名声扫地，惨遭清洗。不过通过和在座的一些人一样同为社会生物学家的威尔弗雷德·林普金教授用密码写成的日记，我们还是掌握了一些资料。（众所周知，有关自然界一雄多雌性的社会生物理论被基列政权利用来作为推行其一些奇怪做法的科学依据，就像达尔文主义被早期思想体系利用了一样。）

　　从林普金留下的材料中，我们知道有两个人可能性较大，也就是两个姓名中带有“弗雷德”的人。一位是“弗雷德里克·R.沃特弗德”，另一位是B.弗雷德里克·贾德。没有他们的任何照片，但据林普金说，贾德是位妄自尊大的人，他在日记上的原话是这样的，“一位得在高尔夫球场上施以性爱前奏挑逗取悦的家伙。”（笑声）林普金本人在基列政权建立后也没能活多久。多亏他有先见之明，将日记存放在家住加尔各里的嫂子家里，我们才有幸一睹那些文字。

　　沃特弗德和贾德两人均有引起我们注意的特点。沃特弗德有市场调研的背景，因此，据林普金的说法，负责女性服装的设计，同时也是他提出把使女的服饰定为红色。这个想法似乎出自于二战期间加拿大战犯营里德国战犯所穿的红色囚服。另外似乎是他最早发明了“参与处决”这个概念。“挽救”这个概念想必也是他的主意，虽然在基列政权开始时，这个最初在菲律宾使用的词已经传播开来，成为一个普通名词，用来指消灭政治对立面或政敌。正如我在别处所说的，真正属于基列独创或本土的东西极少：它的天赋在于善于综合。

　　而贾德则似乎对外观包装不太感兴趣，他更关心的是策略。是他提议使用一种含义不清的名为“C.I.A”的小册子作为“雅各之子智囊团”的战略手册，里面全是有关如何破坏外国政府稳定性的内容。同时也是他制订了最初的除掉当时“美国政界要人”的谋杀名单。他还被怀疑精心组织策划了总统日^①的谋杀事件，那必定需要大量人员渗入国会的保安系统，否则美国宪法不可能冻结。“国有家园”以及用船运送犹太教难民离开基列的计划也是他的主意，根据这个计划，犹太人遣返回国的方案交给私有企业完成，其结果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暴利，不止一船的犹太人在大西洋上被活活倾入海里。据我们对贾德的了解，他不会对此事件感到难受。他属于强硬派，据林普金认为，以下这些话便出自他口中：“我们的最大错误是教会她们识字。将来我们再不会重蹈覆辙。”

　　①总统日，指美国总统华盛顿和林肯的出生纪念日，为多数州的法定假日，定于每年2月的第三个星期一。

　　此外，林普金还认为是贾德构想出了“参与处决”仪式的形式，虽然名称不是他起的。他认为那不仅是清除颠覆分子的极其骇人而有效的方法，还可以充当基列女性群体的出气阀。纵观人类历史，替罪羊的用处向来臭名昭著，而那些平日备受禁锢的使女们，每隔一段时间，能够有机会靠赤手空拳把一个男人撕成碎片，对此她们一定感激不尽。它是如此行之有效，广受欢迎，到了基列政权统治中期，这个做法得以规范化，一年四次，分别在夏至和冬至以及春分和秋分举行。从中可以看到早期大地女神膜拜仪式中繁殖仪式的影响。正如我们在昨天下午的小组讨论会上听到的，基列虽然在形式上毫无疑问是父权制的，但在实质内容上偶尔却是母权制的，就像社会结构中一些导致其产生的部门。正如基列的缔造者们所知，要想建立一个高效的极权主义制度或是任何一种其他制度，首先至少得为小部分特权阶层的人提供一些利益和自由，以补偿那些被废除掉的东西。

　　关于这点，我想就镇压女性的管理机构，即众所周知的“嬷嬷”们说几句。贾德——根据林普金的资料——从一开始就认为，通过女人来管理女人，是达到生育或其他目标的最好、最划算的办法。这一点在历史上有不少先例可循。事实上，任何一个靠武力或其他方式夺取的国家都具有这一特点：即用当地人内部成员管理当地人。而在基列，之所以有许多女人愿意充当“嬷嬷”的角色，一来是因为她们确实对被称为“传统价值”的东西深信不疑，二来也因为可以从中获取好处。当权力稀罕的时候，只要一丁点儿便可令人趋之若鹜。另外一点诱惑来自反面：没有子女、不育或上年纪的未婚老处女可以通过担任嬷嬷一职，逃避成为多余人、被装船送往可怕的隔离营的厄运。隔离营由能够吃苦耐劳的人口组成，主要用来担任消耗性有毒物质的清理工作。当然，如果走运的话，可能会被分派去从事不那么危险的活，比如摘棉花和收获水果等。

　　主意是贾德出的，但在实施上却离不开沃特弗德。除了他，还有哪一位“雅各之子智囊团”成员想得出，嬷嬷们必须取在基列前时期里女性经常接触的商品名称为名，使其产生亲近感和抚慰感——这些名称有系列化妆品、蛋糕混合料、冰冻甜点，甚至药品^①，这一着干得真是漂亮，它使我们越发感到，沃特弗德在他鼎盛时期，不愧是一位卓越天才。贾德在他自己的领域也是如此。

　　①如莎拉嬷嬷名字源于“莎拉·丽蛋糕”（Sara Lee Cakes），伊利莎白嬷嬷名字源于“伊利莎白·阿登化妆品”（Elizabeth Arden Cosmetics）等。

　　这两位先生都没有子嗣，因此有资格获得使女服务。维特教授和我在两人合作撰写的《早期基列的“种子”观》一文中提出，如同许多大主教一样，这两人也染上了导致不育的病毒。这种病毒是在基列以前对流行性腮腺炎进行的秘密基因剪接试验中产生的，原来准备掺入专门供应莫斯科高级官员食用的鱼子酱里。由于许多人认为该病毒难以控制，过于危险，这项试验在“势力范围协议”签订后停止，尽管有人希望将该病毒传播到人口过多的印度。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