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的故事(54)_阿特伍德

五四

　　“靠这个暗号，”她说，“你可以分辨出谁是自己人，谁又不是。”

　　虽然我看不出知道这个对我有何用处，还是忍不住问：“什么暗号？”

　　“五月天，”她说，“我曾经用它试探过你。”

　　“五月天。”我重复道。我想起那天的情景。救救我。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用它。”奥芙格伦说，“对整个关系网其他人的情况知道得太多对我们不利。万一被捕就糟了。”

　　这些低语传达的内容，这些内幕的透露，令我觉得有些难以置信，但在当时我却一直笃信不疑。尽管后来它们似乎显得不太可能，甚至有些幼稚，像一场儿戏，像女子俱乐部活动，又像流行在校园里的秘密。它还像过去每逢周末，完成作业以后，我总喜欢读的间谍小说，或是夜间电视节目。暗号，不可与人言说的秘密，身份诡秘的人物，暗中接头：所有这一切似乎都不应该是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可话又说回来，这只是我自己的想象，是我从以往的岁月中得出的对现实世界某种看法的后遗症。

　　还有各种关系网。建立关系网，这是母亲常挂嘴边的老口头禅之一，早已过时的陈词滥调。即使到了六十多岁，母亲仍在从事她称之为“建立关系网”的活动。但就我所看到的情形而言，这个词所指的不外乎就是同其他几个女人共进午餐。

　　在拐角处我与奥芙格伦告别。“再见。”她说完，脚步轻快地沿着人行道走开，我则踏上通往大主教家的小路。尼克在那。歪戴着帽子，今天连看都不看我一眼。但他显然是在那里等我的，等着向我传递无言的信息，因为一经断定我已看到他，他便用软羊皮往“旋风”车上重重擦抹了一下，快步往车库方向走去了。

　　我沿着砾石路穿行在厚厚的浓绿草坪之间。赛丽娜·乔伊坐在柳树下，在她自己的椅子里，拐杖搁在胳膊肘旁边。她的裙子是挺括、凉爽的棉布。她的色调是蓝色，水彩色，不像我是红色，在吸热的同时，又放出热气。她侧身朝着我，正在编织。这么热的天气摆弄毛线她怎么受得了？不过也许她的皮肤已经麻木，也许她根本感觉不到，就像一个过去曾被灼伤过的人一样。

　　我垂下眼睛看着小路，轻轻走过她身旁，希望她不要看到我，反正我也知道即使看到，她也是视而不见。可这回不同。

　　“奥芙弗雷德。”她喊道。

　　我停顿了一下，不敢确定。

　　“叫你呢。”

　　我把被头巾挡住的目光转向她。

　　“过来，我找你有事。”

　　我穿过草坪，站在她跟前，目光低垂。

　　“你可以坐下。”她说，“来，坐在这个垫子上。你来帮我举毛线。”她手里夹着根香烟，身旁的草地上尽是烟灰，还有一杯饮料，不知是茶还是咖啡。“这里太闷热了。你需要点空气。”她说。我坐下来，放下手中的篮子，里面是千篇一律的草莓和鸡。那个含有诅咒意味的词出现在我脑海里：新鲜事。她把一束毛线在我伸出的两只手上放好，开始把它绕成团。看上去我就像被捆绑住一般，仿佛被戴上手铐。或许换个说法更确切些：被蛛网罩住。毛线是灰色的，从空气中吸入了潮气，就像被尿湿的婴儿床毯，散发着隐隐的绵羊味。起码我的双手会沾满羊毛脂。

　　赛丽娜缠着毛线，嘴角叼着闷燃着的香烟，袅袅升起的烟雾令人向往。由于她双手渐渐瘫痪，动作相当吃力、缓慢，但却十分果断。也许对她而言，编织是为了锻炼意志，它甚至可能引起疼痛。也许这是一种疗法：一天十行平针，十行反针。但她所做的一定远远超过了那个数。我对她那些常青树木和几何图形的男女孩童有了不同的看法：那恰恰表现了她的固执，而这种固执并非都是那么可鄙。

　　我母亲从不织毛线活，也不碰任何女红。可是每次她从干洗店取回衣服，比如上好的衬衣、冬天的大衣等，她总要把安全别针收集起来，挂成一条链。然后找个地方把别针链别起来——床上，枕边，椅背，或是厨房烤箱手套上——为了不至于丢失。可往往一转眼便忘得干干净净。我常常会在家里，在不计其数的家里的某个地方，不经意地见到它们。它们是她存在的踪迹，是某个不再为人所知的初衷的残余，仿佛道路上的路标，却不知指向何处。向家庭生活的回归。

　　“这么说，”她停下动作，任由动物毛发缠绕着我的双手，接着从嘴角取下烟蒂扔出去。“还没动静吗？”

　　我知道她指的是什么。我们之间交谈的话题不多，除了这件神秘莫测的事情，实在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没有，”我说，“什么动静也没有。”

　　“真糟糕。”她说。难以想象她怎么带小孩。不过别操心，大部分时候会由马大们照看。她希望我能怀上孩子，这样一切便告结束，我便可以从她眼前永远消失，再不用屈辱地忍受汗涔涔的缠绕纠结，再不用在她那点缀着星星点点银白色花朵的帐顶下用肉体摆成两个三角形。一切从此太平宁静。我无法想象她会为了其他原因而希望我有此幸运。

　　“你的时间不多了。”她说。不是发问，而是事实。

　　“不错。”我不带感情地回答。

　　她想点另一根烟，正摸索着打火机。显而易见，她的两只手越来越不管用了。不过万万不能主动提出帮忙，那样会冒犯她。这个错就错在注意到了她的弱点。

　　“也许是他不行。”她说。

　　我不清楚她什么意思。她是说大主教呢，还是上帝？假如是说上帝，她应该说不行，不管说谁都属于异端邪说。只有女人才不行，是她顽固地幽闭着不肯接纳，或者是因为破损而失效，或者是天生就有缺陷。

　　“是啊，”我回答，“也许是他不行。”

　　我抬头望她，她则低头看我。自从初次见面以来，这是第一次我们这样长久地四目对视。那一刻在我俩之间拉长，索然寡味，平乏单调。她竭力想看清我究竟是否真实。

　　“也许吧，”她说，手里举着没有点燃的香烟，“也许你该换个方法试试。”

　　难道她是在建议匍匐着进行？“什么其他方式？”我问。我必须保持严肃。

　　“借用别的男人。”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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