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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九


  §一堆瓦砾

  我把书稿寄出去了。过了些日子,我收到一封回信。我又作了答复。事情自然地进展下去。

  正式出版之前,作者的样书寄来了。护封的勒口上有一段感人的传记性文字:

  劳拉·蔡斯写出《盲刺客》一书时还不到二十五岁。这是她的第一部小说。令人悲哀的是,这也是她的最后一部小说,因为她于一九四五年死于一场悲惨的车祸。现在能推出这位年轻的天才作家惊人成熟的处女作,我们深感骄傲。

  文字之上是劳拉的照片,复制得相当糟糕:她的脸看上去像沾了苍蝇屎。不过,这毕竟也能聊以自慰了。

  书出版以后,开头毫无反响。毕竟,它是本很小的书,而且内容也算不上畅销故事。虽然它在纽约和伦敦的评论界受到好评,但在这里却没有引起什么轰动,一开始没有。后来,道学家们抓住了它,传道士和当地的碎嘴婆娘们行动起来,喧嚣开始了。一旦那些“尸体上的苍蝇”找到了某种联系——劳拉是理查德·格里芬死去的小姨子——他们便一哄而上,炒作这个故事。那时,理查德已经树立了一批政敌。含沙射影的攻击开始了。

  关于劳拉自杀的说法当时曾被十分有效地压了下来,现在又浮出水面。不仅提康德罗加港的人在议论,而且那些重要圈子里的人也议论起来。如果她是自杀的,为什么?有人打来了匿名电话——可能是谁呢?——而且贝拉维斯塔诊所也被牵连进来。根据诊所的一名前职员(据说,一家报社曾付给他重金)的证词,有关方面对诊所的可耻做法进行了一番充分的调查。造成的结果是:后院被掘地三尺,整个诊所关门大吉。我饶有兴致地细细看它的照片。在成为诊所之前,它是一个木材大王的宅第。据说,它的餐厅有一些相当精美的雕花玻璃窗,但自然不如阿维隆庄园的精美。

  理查德和诊所所长之间有一些通信来往。作为证据,这些信件特别具有杀伤力。

  偶尔在脑海中或梦中,理查德会出现在我面前。他灰蒙蒙的,身上却带着斑斓的光泽,就像水坑上的一层油花。他冷冰冰地瞧了我一眼。又是一个来指责我的鬼魂。

  在报纸宣布他退出官场政治前不久,我收到他的一个电话。这是从我离开之后他打来的第一个电话。他怒气冲冲,暴跳如雷。别人告诉他,由于那件丑闻,他不再被考虑为领导班子的候选人,而且那些重要人物也不再回他的电话了。他受到了冷遇。他被封杀了。他说,我是故意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毁了他。

  “我做了什么?”我说,“你并没有被毁。你仍然很有钱呀。”

  “那本书!”他说道,“你暗地里毁了我!你出版它花了多少钱?我不相信劳拉会写出那本肮脏的——那堆文字垃圾!”

  “你是不想相信,”我说,“因为你迷醉于她。你无法面对这种可能性:在你下流地同她寻欢作乐时,她一直和另外一个男人频频上床——她所爱的那个人,同你不一样。我猜想,那本书说的就是这个——不是吗?”

  “是那个激进分子吧?就是野餐会上他妈的那个狗杂种!”理查德一定十分恼火;通常他是很少骂人的。

  “我怎么会知道?”我说道,“我又没去监视她。不过,我同意你的看法,那是从野餐会上开始的。”我没有告诉他,同亚历克斯有关的野餐会有两次:一次劳拉去了;第二次在一年以后,劳拉没去,那是我在皇后街碰见亚历克斯那天之后。有煮鸡蛋的那一次。

  “她这样做是出于怨恨,”理查德说,“她就是在报复我。”

  “那我并不吃惊,”我说道,“她一定痛恨你。她为什么不呢?你差不多是强奸了她。”

  “这话不对!没有她的同意,我什么都不会做!”

  “同意?这就是你所谓的同意?我说这是胁迫。”

  他一下子挂断了电话。他们家族就是这个德性。先前威妮弗蕾德打电话来责骂我时,她也是这么做的。

  后来,理查德失踪了。接着,他又在“水妖”号上被找到了——好了,这些你都知道。他一定是悄悄进了镇,悄悄进了阿维隆庄园的庭院,悄悄上了船。当时船是在船棚里——顺便告诉你,不是像报纸上错误报道的那样,说是拴在码头上。那是掩人耳目的。漂在水上的船里有一具尸体应该十分正常,但停在船棚里的船上有尸体就古怪了。威妮弗蕾德不想让人们认为理查德精神错乱了。

  那么,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我也说不准。他的尸体一被找到,威妮弗蕾德就接管了一切事务,尽量把事情弄得好看一些。她的说法是中风。然而,人们却发现他胳膊肘旁有一本书。我知道这个情况,因为威妮弗蕾德歇斯底里地打电话来告诉了我。“你怎能对他做出这种事?”她说,“你毁了他的政治生涯,然后你又毁了他关于劳拉的美好记忆。他爱她!他崇拜她!她死了,他无法承受这个事实!”

  “我很高兴听说他感到一丝懊悔,”我冷冷地说,“当时我并没发觉他有什么懊悔。”

  威妮弗蕾德自然对我进行了一番责备。过后,那就是公开的战争了。她对我做出了她所能想到的最恶劣的事。她带走了艾梅。

  根据威妮弗蕾德的说法,想必你读过了福音书福音书:指《圣经》中的《约翰福音》等章节所讲的基督教义。。在她的嘴里,我一定是一个酒鬼,一个野鸡,一个荡妇,一个坏母亲。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无疑又变成了一个邋遢的老泼妇,一个老疯婆,一个卖破烂的小贩。然而,我怀疑她是否对你说我害死了理查德。如果她那样说的话,她还不得不说她是从哪儿听来的。

  破烂是个诋毁的词。不错,我贱买贵卖——在古董这个行当,谁不是这样?——但我有好眼光,而且从来不强迫别人。我承认,有一段时间我饮酒过量,但那是在艾梅走了之后。至于男人,我也有过几个。那从来就不是个爱情问题,更像是每隔一段时间包扎一次伤口。我同周围的一切关系都被割断了,不能伸手,不能触摸;同时,我感到被擦伤了,伤得生疼。我需要另外一个身体的慰藉。

  我避开我以往社交圈里的任何男人。不过,其中有些男人一听到我孤独,乃至可能境况糟糕的风声,便像水果苍蝇一样出现了。那些男人可能是受了威妮弗蕾德的怂恿;看来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坚持找一些陌生人,他们是在我去附近的城镇搜寻人们所说的“可捡的男人”时捡来的。我从来不说自己的真名。但最后,威妮弗蕾德的穷追不舍令我难以招架。她只需要雇一个人跟踪我,就能得到对我不利的证据。我进出汽车旅馆房门的照片;登记簿上的假名;贪图贿赂的旅馆老板的证词。我的律师说:你可以在法庭上力争,但我建议你别这样做。我们要尽力争取探访权,这才是所有你能指望的。你把弹药交给他们,他们已经用上了。甚至连律师对我也抱怀疑态度,不是因为我道德堕落,而是因为我笨头笨脑。

  理查德在遗嘱里指定威妮弗蕾德为艾梅的监护人,还指定她为艾梅一笔不小的信托基金的唯一委托人。因此,这一点也对她有利。

  至于那本书,劳拉一个字也没写过。不过,你明白这点想必有一些日子了。在我那些漫长的孤独的夜晚,当我等候亚历克斯回来,以及后来我知道他不会回来了,我自己把书写成了。我并没认为我是在写作——只是写下来而已。我写下我所记得的,以及我所想象的,那同样也是真相。我认为自己是在记录。仿佛一只脱离了躯体的手,在墙上涂写。

  我想要个纪念物。写书就是这样开始的。为了亚历克斯,同时也为了我自己。

  从我写书到用劳拉署名并不是个大跨越。你也许断定,激发我这么做的是怯懦,或胆小怕事——我从来就不喜欢聚光灯。或者仅仅是出于谨慎:署我自己的名字将会让我永远失去艾梅;迄今为止,我始终见不着她。不过,再一想,这只是在实现公平,因为我不能说劳拉一个字也没写。从表面上看,这么说并不错,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劳拉所谓的精神意义——你可以说她是我的合作者。真正的作者并不是我们俩中的任何一个:拳头大于手指的总和。

  我还记得劳拉十岁或十一岁时坐在阿维隆庄园祖父的书桌前的情景。她面前放着一张纸,正忙着安排天堂里的座位。“耶稣坐在上帝的右手,”她说,“那么谁坐在上帝的左手呢?”

  “也许上帝并没有左手,”我逗她道,“左手应该是邪恶的,所以他也许没有。也许他的左手在战争中被砍掉了。”

  “我们是按照上帝的模样捏成的,”劳拉说,“我们有左手,因此上帝一定也有。”她一面查看她的图表,一面咬着铅笔头。“我明白了!”她说道,“桌子一定是圆的!所以,人人都坐在别人的右手,一直这么转过来。”

  “反过来也一样。”我说。

  劳拉是我的左手,我也是她的左手。我们一起写出了这本书。这是一本左手写成的书。这就是为什么不管你从哪一面去看,我们俩中有一个总是看不到的。

  当我开始记述劳拉的生活——我自己的生活——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也不知道完成后期望谁去读。但现在我都清楚了。我是在为你而写,亲爱的萨布里娜,因为你是现在需要它的人——唯一的一个人。

  既然劳拉不再是你心目中原来的那个形象,那么你自己也不再是你心目中的那个形象了。这可能是个打击,但也可能是个解脱。比如,你同威妮弗蕾德没有任何亲属关系,同理查德也没有亲属关系。在你身上根本没有一星半点格里芬家族的影子:在这一点上,你的手是干净的。你真正的祖父是亚历克斯·托马斯;至于他的父亲是谁,噢,谁都有可能。富人、穷人、乞丐、圣人、几十种国籍、十几幅作废的地图、上百个夷为平地的村庄——你自己去挑。你从他那里获得的遗产是一个无限遐想的王国。你可以随意重新创造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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