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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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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不断地打电话,还都是长途。要么他就到多伦多去待一整天。其余的时间,他则围着“水妖”号转悠,监督工人修船。他说,在我们离开之前让船下水是他的目标。 他让人天天早晨送报上门。“西班牙内战爆发了,”他有一天吃午饭时说道,“不过,已经酝酿很久了。” “真不是什么好事。”威妮弗蕾德说。 “不关我们的事,”理查德说道,“只要我们不参战,让共产党和纳粹党自相残杀去吧——他们很快就会打起来的。” 劳拉没来吃午饭。她一个人端着杯咖啡去了码头。她常常去那个地方,这令我很不安。她会躺在码头上,一只胳膊垂入水中,歪着头盯着河水出神,好像她有什么东西掉到了水里,正瞅着河底寻找似的。然而,河水太暗了,看不清什么东西。只能偶尔看到一群银白色的小鱼,像扒手的手指倏然掠过。 “不过,”威妮弗蕾德说,“我还是希望他们别打起来。战争讨厌极了。” “战争能给我们带来好处,”理查德说道,“也许它会激活市场——帮助人们度过目前的经济大萧条。我认识几个指望靠战争发财的家伙。有人就要赚大钱了。”从来没人告诉我理查德的经济状况,但从最近的各种征兆来看,他没有我原来想象的那么有钱。或者说,他已经风光不再了。重建阿维隆庄园的工程搁浅了——或者说推迟了——因为理查德不愿意再掏更多的钱。这是瑞妮说的。 “他们为什么要赚大钱呢?”我问道。答案我是再清楚不过了,但我已养成了问天真问题的习惯,看看理查德和威妮弗蕾德怎么说。他们圆滑的处世哲学还是很吊我的胃口。 “因为世上的事本来就是这样,”威妮弗蕾德不耐烦地回答说,“对了,你的那个老朋友被捕了。” “哪个老朋友?”我赶紧问道。 “那个叫卡莉斯塔的女人。你父亲心爱的老情人。那个自称画家的女人。” 她说话的腔调令我恼火,但我又不知道如何反驳。“我们小时候,她对我们非常好。”我说。 “她当然会那样,不是吗?” “我喜欢她。”我说道。 “这毫无疑问。几个月前,她拉着我——说死说活要我买她的什么无聊的油画、壁画之类——画上是一帮身穿工作服的丑女人。谁也不会把这种画挂在餐厅里的。” “他们为什么要逮捕她?” “那是‘反赤小分队’在对一个激进分子聚会的大围捕中,把她给抓起来的。她把电话打到这里来了——她急疯了。她要你接电话。我看不该把你也卷进去,于是理查德就径直进城把她给保出来了。” “他为什么要保释她呢?”我说,“他几乎不认识她。” “噢,他就是出于好心,”威妮弗蕾德宽厚地笑道,“尽管他总是说那些人待在监狱里比在外面惹的麻烦更多。对不对,理查德?他们在报纸上拼命叫屈。这要公正,那要公正。可能他是在为首相分忧吧。” “还有咖啡吗?”理查德说。 这是在暗示威妮弗蕾德别再谈这个话题了,可她还是照说不误。“也可能是他觉得该为你家做这件事。我看你不妨把她当作个传家宝,就像个破罐子从上代人传到下代人的手中。” “看来我要到码头上去陪劳拉了,”我说道,“今天天气真好。” 我和威妮弗蕾德说话时,理查德一直在埋头看报。然而,听到我这句话他马上抬起头来。“不,”他说,“别去。你太宠她了。别管她,她自己会排解的。” “排解什么?”我问道。 “那些令她苦恼的事。”理查德说。他扭头朝窗外望望远处的劳拉。此时,我第一次注意到他脑后有一处头发稀疏,棕色的头发已盖不住那片粉红色的头皮。他不久就要秃顶了。 “明年夏天我们将去马斯科卡,”威妮弗蕾德说道,“这次短短的试验性度假不能算是很成功。” 度假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决定到阁楼上去看一看。我在等待机会。机会来了:理查德正忙着打电话,而威妮弗蕾德则在我们那块小小的狭长沙滩上晒太阳——躺在帆布床上,眼上蒙着块湿巾。我偷偷地打开了通向阁楼楼梯的门,又随手关上,然后蹑手蹑脚地爬了上去。 劳拉早就上去了,正坐在一只雪松木箱上。她已经打开了窗户;这地方还有扇窗,真是一种恩赐——否则这地方会憋死人的。屋里有股烂布和老鼠屎的霉味。 她慢慢地转过头来。看来我没有吓着她。“你好,”她说,“这上面住着蝙蝠。” “这并不稀奇。”我说道。她身边放着一个大纸袋。“你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她开始一件一件地往外掏——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和小摆设。有祖母的银茶壶;三套德国德累斯顿产的瓷茶杯和茶碟,上面有手工绘制的图案;刻着姓名缩写的汤匙;形状像短嘴鳄的核桃夹子;一只孤零零的珠母袖扣;一把断齿的玳瑁壳梳子;一只镀银的破打火机;一个调味瓶架,上面缺一个醋瓶。 “你捣腾这些东西干什么?”我说,“你可不能把它们带回多伦多去!” “我要把它们给藏起来。他们不可以糟踏所有的东西。” “谁不可以?” “理查德和威妮弗蕾德。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会把这些东西一扔了事;我听见他们说起过要处理无用的破烂。他们早晚会彻底清除这些东西的。所以,我要保存几件物品——为了我们。我想把它们放在这阁楼上的一个箱子里。这里比较安全,我们也容易找到。” “他们发现了怎么办?”我说道。 “他们不会发现的。这里没有值钱的东西。你瞧,”她说,“我找到了我们俩读书时的旧练习本。它们还在这里,在我们原来放的地方。还记得我们什么时候拿上来给他的吗?” 劳拉从来不提亚历克斯·托马斯的名字:她总是称“他”、“他的”。我以为她已经放弃他了,或者说不再想他了,但看来显然并非如此。 “现在想来简直难以置信,”我说,“我们把他给藏在这阁楼上,而又没有露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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