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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四


  他说的那个地方叫“火窖”。他上次在那儿吃过一次,大概两三年前吧。这家餐馆在多伦多还算体面。他那次吃了一份全料双层奶酪汉堡包。这家餐馆还供应烤肋排,他们擅长各种烧烤。

  我也记得这家餐馆。那是十多年前,萨布里娜第一次离家出走之后,我在暗中照看她的那些日子里去过。她放学时分,我常在她学校附近逗留,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待在可以拦截她的地方——偶尔我也会差点被她认出来。我往往用张开的报纸遮住脸,就像一个无望地迷上了姑娘的可怜虫,而她却像避鬼一般地躲着我。

  我只想让萨布里娜知道我在那里;我是活生生的人;我不像她听说的那样;我可以成为她的庇护所。我知道她需要一个庇护所,她曾经需要过一个:威妮弗蕾德。不过,没有任何结果。她从未发现过我,我也从未暴露过自己。一旦到了节骨眼上,我却成了个胆小鬼。

  一天,我跟踪她进了“火窖”。看起来,这家餐馆是她这样年龄的女学生在午饭时或逃课时常去的地方。门外的招牌是红色的,窗框上点缀着黄色的塑料扇贝壳,代表火焰。对于该店诗意般大胆的名字,我感到吃惊:他们在取名时是否明白会招来什么?

  熊熊火焰从天而降,
  带来可怕的毁灭和骚乱。
  ……火海无边,
  燃烧的硫磺永远烧不完。

  不,他们不明白。“火窖”只是肉类的地狱。

  餐馆内部装着带有彩色玻璃的灯罩,摆放的泥罐里长着有斑点的纤维状花草——给人一种六十年代的感觉。我在萨布里娜和她两个女同学用餐的火车座隔壁找个位子坐下来。她们三个都穿着粗笨的、有点男性化的校服;在威妮弗蕾德看来,那毯子般的苏格兰短裙及与之相配的领带一贯是名校的象征。而此刻,三个女孩正在竭力破坏这身校服给人的良好印象——袜子往下缩,衬衫一半露在裙子外面,领带也歪系着。她们嚼着口香糖,似乎觉得这样做天经地义。她们烦躁地大声说话——这个年龄的女孩子似乎都会这一套。

  她们三个都很美丽,是那种青春女孩所具有的美。这种美无法掩盖,也无法包藏;它新鲜而饱满,出自天生,却十分短暂,无从复制。然而,她们并不满足。她们总在千方百计改变自己,美化自己,掩盖缺点;在脸上涂脂抹粉,照自己想象的、不现实的模式塑造自己。我没有责怪她们的意思,因为我年轻时也这样。

  我坐在那儿,从太阳软帽的帽檐下窥视萨布里娜,偷听她们的闲谈。这种闲谈如同一种伪装。她们没有一个说出自己的心事,也不信任别人——这种年龄的女孩子都会玩这种小把戏。萨布里娜的两个同学都是一头金发;她自己的头发则是乌黑的,像桑葚般发亮。她并没有真正在听她的两位同学讲话,也没有在看着她们。在她刻意作出的茫然的凝视目光后面,一定酝酿着反叛。我察觉到了她的那种阴郁、那种固执、那种如同被俘公主一般的愤慨。她在积蓄力量,等待报复。我得意地想:小心点吧,威妮弗蕾德!

  萨布里娜没有注意到我。或者说,她注意到我了,但不知道我是谁。她们三人也瞥了我几眼,然后耳语窃笑一番;这种事我不会忘记。瞧那个干瘪老太婆,或者别的什么流行的说法。估计我的帽子是她们的话题。那帽子的式样早已过时。那天,在萨布里娜看来,我只是一个老妇——一个难以形容的老妇,一个不足挂齿的老妇。

  她们三个离去后,我上了趟洗手间。那个小隔间的墙上有一首诗:

  我爱达伦我真爱
  他属于我而不属于你
  如果你想取而代之
  我发誓一定让你破相。

  如今的年轻姑娘比我们那时候要直率得多。不过,她们不会使用标点符号。

  我和沃尔特终于找到了“火窖”——他说,这地方和他上次来时不一样了。窗户上钉了三夹板,上面贴着一张正式通告。沃尔特在锁着的门外嗅来嗅去,就像狗找不着骨头一般。他说:“这店看上去关掉了。”他把双手插在口袋里,站了好一会儿。“他们总是不停地改,”他说,“你跟都跟不上。”

  在探路和七拐八弯一大圈之后,我们在一家低档小餐馆里找张桌子坐了下来。店里椅子是塑料的,桌旁有自动唱机,可以放乡村音乐、老甲壳虫乐队的乐曲,以及“猫王”的歌曲。沃尔特放了一首《伤心旅馆》;我们一边吃汉堡、喝咖啡,一边听着歌。吃完后,沃尔特坚持要付账——无疑又是米拉要他这么做的。她一定还塞给了他二十元钱。

  我只吃了半个汉堡包,实在吃不下一整个。沃尔特吃了我余下的半个,似乎一口就吞下去了。

  在出城的路上,我让沃尔特开车经过我的老房子——我曾经和理查德共同居住过的房子。去那儿的路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但到了老房子,开头我却没认出来。它还是那么笨拙难看,窗户斜开;整个房子大而无当,呈深茶色,但墙上爬满了长春藤。那间仿瑞士农舍的小木屋,以前是奶油色的,如今它和前门都被漆成了苹果绿。

  理查德不喜欢长春藤。我们入住时,墙上曾有过一些长春藤,但他把它们都扯掉了。他说,这种爬藤会腐蚀砖墙,堵塞烟囱,还会招来老鼠之类的东西。那时候,他还在为自己的想法和做法找出理由来,而且要我也接受他的理由。后来,他干脆就不说理由了。

  我记得当时因为天热,我戴着草帽,身穿淡黄色的棉布裙。那是我结婚后第二年的夏末,地面干得像砖头一般。在威妮弗蕾德的怂恿下,我干起了园艺;她说,我需要有个爱好。她让我从搞花园假山开始,因为即使我弄死了花草,那些石头还在。她打趣说:石头你是弄不死的。于是,她派来三个所谓可靠的人,要他们帮我挖土、摆石头,好让我种花草。

  花园里已经有一些由威妮弗蕾德订购来的石头:大大小小的,大的像石板,东一块,西一块,或者像倒了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堆在那儿。我和那三个可靠的人都站在那儿,看着那一堆乱石头。他们戴着帽子,脱去外衣,卷起了衬衫袖子,精神抖擞地等着我发号施令,但我却不知说什么好。

  后来,我还想自己动手,处理这堆乱石——死马权当活马医。我认为自己能行,可我对园艺一窍不通。我欲哭无泪;不过,你一旦哭了,你就完了。那三个可靠的人就会鄙视你,接着他们也就不再可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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