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刺客(50)_阿特伍德

五〇

　　我让她走了。我应该看住她；瑞妮从未为我操过什么心，但是她认为劳拉太轻信别人了，与陌生人太亲密了。白奴贩子总是在四处探寻，劳拉自然会成为他们的目标。她会上一辆陌生的汽车，开一扇不熟悉的房门，穿过一条不该去的街道——那就完了，因为她不分好人坏人，或者说她的判断标准与别人不一样。你无法提醒她，因为她不理解这种提醒。倒不是她无视常规，她只是把它抛在了脑后。

　　我老是要看住劳拉，感到烦透了，而她又不领情。我总是要对她的闪失负责，包容她的过错，这我也烦透了。我厌倦了担负责任，到此为止吧。我想去欧洲，或者去纽约，再不就去蒙特利尔——去夜总会，去社交聚会，去瑞妮的社交杂志中提到的所有那些令人兴奋的地方——但家里需要我。家里需要我，家里需要我——这听起来像是终生监禁。说得坏一点，就像是一首挽歌。我被困在了提康德罗加港——一个普通钮扣的光荣城堡、一个为精打细算的购物者生产廉价长衬裤的服装城。我就呆在这个地方不动了，不会发生任何事情；结果我就会像“暴力小姐”那样成为一个老姑娘，招来众人的同情和取笑。这是我内心深处的恐惧。我想去别的地方，然而却没有途径。有时候，我发现自己希望遭到白奴贩子的绑架，即使我并不相信他们。至少，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改变。

　　糕饼义卖摊上方搭了一个凉篷，并用茶巾或蜡纸盖着食物，以防苍蝇的叮咬。瑞妮提供了馅饼，但她的烘烤技术没过关。她烤的馅饼包着黏黏的、嫩嫩的馅子，外面的皮却很硬，不过有韧性，看上去像淡棕色的海草或巨大的老蘑菇。在过去经济比较景气的年头，她的这些馅饼很抢手——它们被认为是庆典的物品，而不是食品——但在今天，它们却有点卖不动。人们手头都很紧，他们想拿钱换一些他们真正想吃的东西。

　　我站在桌摊后面，瑞妮低声向我详细复述了最新的消息。天还没黑的时候，四个男人被扔进了河里，这可不完全是闹着玩。瑞妮说，一些有关政治的问题引起了争论，人们的嗓门也随之拔高了。除了通常的河边恶作剧，还发生了扭打混战。埃尔伍德·默里被打倒在地。他是一家周报的编辑，从他的上两代长辈手里继承了这份报纸。报纸上的大部分文章都是由他撰写的，同时他还兼顾摄影。所幸的是，他并没有被扔进水里，那样就毁了他的相机；瑞妮碰巧得知，他的那架相机虽是个二手货，却也价格不菲。他的鼻子流了血。他坐在树底下，手里拿着一杯柠檬汁，有两个女人手里拿着湿手帕围着他团团转；我可以从我站的位置看到他。

　　把他打倒在地是出于政治原因吗？瑞妮不得而知，但人们不喜欢他偷听他们说话。在经济景气的时候，人们把埃尔伍德·默里看成是傻瓜，也可能把他看成是瑞妮所谓的同性恋者——他没有结婚，到了他那个年龄不结婚总意味着一点什么吧——但是，只要他把参加社会活动的所有人的姓名都登出来，而且不出错，人们并不介意他个人怎样，甚至还表示有限度的赞赏。然而，当前并不是太平盛世，埃尔伍德·默里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太好管闲事了。瑞妮说，你并不想自己有一点点小事就见诸报端。没有哪个正常人会希望如此。

　　我看见父亲一瘸一拐地走在去野餐的工人们中间。他以他那特有的方式向人们快速地点头，给人一种突兀的感觉。他点头的样子不是向前倾而是向后靠。他那只黑眼罩也在左右移动；远远地看去仿佛是脑袋上的一个窟窿。他的小胡子像一根弯弯的獠牙横在嘴巴上方；当他要笑的时候，它会不时地收紧。他的双手则插在衣袋里。

　　他身旁是一位稍微年轻一点的男子，身材略高于父亲，却不像父亲那样满脸皱纹、棱角分明。你看到他就会想到光滑这个词。他戴了一顶漂亮的巴拿马草帽，身穿一套亚麻布西装；衣服看上去闪闪发亮，清新而又干净。他显然是从别的地方来的。

　　“同父亲在一起的那个人是谁？”我问瑞妮。

　　瑞妮就像没看似地瞅了一眼，然后笑了一声。“他就是‘皇家传统’先生本人。他居然还会厚着脸皮到这里来。”

　　“我想就是他。”我说。

　　“皇家传统”先生就是理查德·格里芬，多伦多皇家传统针织厂的老板。我们的工人——父亲的工人——戏谑地称他的工厂为“皇家传统屎织厂”，因为格里芬先生不仅是父亲的主要竞争对手，而且还算是一个政敌。他曾在报纸上攻击父亲，说他对失业工人、靠政府救济的人以及激进分子的态度太软。他还说父亲对工会也太软；这一条毫无根据，因为提康德罗加港没有工会，而父亲对工会的怀疑态度也不是什么秘密了。然而，现在出于某种原因，父亲却邀请理查德·格里芬参加野餐会以及之后在阿维隆庄园举行的晚宴，并且决定的时间也很突然。只有四天的准备时间。

　　瑞妮感到，格里芬先生的到来令她措手不及。众所周知，招待敌人比招待朋友还得周到一些。对她来说，要准备这样一个晚宴，四天的时间并不长，尤其是自从祖母阿黛莉娅过世后，阿维隆庄园就再也没有举行过盛大的宴会。卡莉·菲茨西蒙斯倒确实有时会带些朋友来度周末，但那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仅仅是些艺术家而已，只要受到招待，无论好坏他们都该很感激。有时候，你会发现到了夜里他们会将厨房洗劫一空，用剩下的食物做三明治来吃。无底洞，瑞妮这样称呼他们。

　　“总之，他是个暴发户，”瑞妮一面打量理查德·格里芬，一面嘲讽地说道，“瞧他穿的那条时髦裤子。”她不会宽恕任何批评过父亲的人（任何人，却不包括她自己），而且鄙视那些新发迹的人；他们给人的感觉趾高气扬，或者说她认为趾高气扬；而事实上，格里芬家族就像泥巴一样普通，至少他们的祖父是如此。瑞妮用一种模棱两可的口吻说，他的生意是靠欺骗犹太人起家的——这不是她看过的那些书中所说的绝技吗？不过，对于他到底是怎么样发的财，她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公平地说，这些关于格里芬家族的瞎话可能是瑞妮编造的。她有时会想当然地为别人编造家史。）

　　在父亲和格里芬先生后面走着的是卡莉·菲茨西蒙斯和另外一位女士。我猜想，这位就是理查德·格里芬的妻子——年轻、苗条、时髦，身穿一条透明的橘色麦斯林纱裙，仿佛是番茄汤里冒出的一股蒸汽。她头戴绿色的花式女帽，脚蹬一双露跟的绿色高跟鞋，脖子上扎着一条薄围巾。对这个野餐会来说，她穿得过分讲究了。我看她停下来，提起了一只脚，扭过头去看后跟上是否粘上什么东西。我倒希望她粘上东西。不过，我在想，如果拥有这样可爱而昂贵的时装，而不用穿那种规矩的、长可拖地的老式衣裙（这是当时我们必须穿的样子），那该多好啊。

　　“劳拉到哪儿去了？”瑞妮突然警觉地问道。

　　“我不知道。”我回答说。我对瑞妮说话不客气已成习惯，尤其是当她把我差来遣去的时候。你不是我的母亲已成为我最尖刻的反击。

　　“你应该知道不能让她走出你的视线，”瑞妮说道，“什么人都可能来这儿。”什么人是她最头疼的问题之一。你不知道会有什么人闯入、干些什么偷窃和诈骗。

　　我发现劳拉坐在树下的草坪上，正与一名年轻的男子交谈——男子，而不是男孩——一个皮肤微黑的男子，戴着一顶浅色的帽子。从他的样子很难判断他是干什么的——不是工厂的工人，也不是做其他工作的——无法确定他的职业。他没戴领带，可这毕竟只是个野餐会。他穿了一件蓝衬衣，边上有点磨损了。看来事先未做任何准备，是无产阶级的样子。许多年轻人都在模仿这种样子——不少大学生就是如此。到了冬天，他们就穿针织的背心，上面有横条的花纹。

　　“嗨，”劳拉说，”你去哪儿了？这位是我姐姐艾丽丝。这位是亚历克斯。”

　　“你姓……？”我问那个年轻男子。劳拉怎么这么快就亲切地叫他的名而非姓了？

　　“亚历克斯·托马斯。”年轻男子自我介绍道。他彬彬有礼，却不无谨慎。他站起身，伸出手来；于是我同他握了握手。之后，我发觉自己也坐在他们旁边了。为了保护劳拉，这似乎是最好的办法了。

　　“你不是本地人吧，托马斯先生？”

　　“没错，我是来这儿走亲访友的。”听上去他像是瑞妮说的那种好青年，也就是说不穷。但也不富裕。

　　“他是卡莉的朋友，”劳拉说，“她刚刚还在这里，介绍了我们俩认识。他是同她坐同一班火车来的。”她解释得太多了一点。

　　“你见过理查德·格里芬了吗？”我对劳拉说道，“他与父亲在一起。就是那个来参加宴会的人，你见过了吗？”

　　“理查德·格里芬，那个血汗工厂的大亨？”年轻人问道。

　　“亚历克斯——噢，托马斯先生了解古埃及，”劳拉说，“他刚才正在向我介绍埃及的象形文字。”她望望他。我从没见过她用同样的眼神看过别人。惊奇，还是倾倒？很难刻画这样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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