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刺客(46)_阿特伍德

四六

　　“她为什么想死去？”劳拉问道。通常她对我朗诵没什么兴趣。

　　“那是因为爱，亲爱的，”“暴力小姐”说道，“是无边无际的爱。但爱却得不到回报。”

　　“为什么？”

　　“暴力小姐”叹了一口气。“这是诗，亲爱的，”她说，“那是丁尼生爵士写的，我想他应该最清楚。诗并不推理原因。‘美即真，真即美——这是世上的一切真理，也是你该知道的一切。’”

　　劳拉轻蔑地望望她，然后回到自己的位子上继续涂画。我翻过去一页，因为我已将整首诗扫视了一遍，发现诗里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发生了。

　　破碎，破碎，破碎，
　　碎在冰冷灰色的礁石上，哦大海！
　　我希望我的舌端
　　能表达我的思想和情怀。

　　“太妙了，亲爱的。”“暴力小姐”说道。她喜欢无边无际的爱，但她同样也喜欢绝望的忧郁。

　　有一本包着黄褐色皮封面的薄书，以前是属于祖母阿黛莉娅的。书名叫《鲁拜集》，作者为爱德华·菲茨杰拉德。（该书其实不是他写的，但人们说他是作者。如何解释这个问题？我没有去劳神。）“暴力小姐”有时会从这本书中选取一些内容读给我听，告诉我朗读诗歌应该如何发音：

　　树枝下有一本诗集，
　　一罐酒、一个面包——还有你
　　荒野中在我身旁唱歌——
　　哦，荒野是怎样的伊甸园！

　　她喘气发出“哦”这个音，仿佛有谁对她胸脯踢了一脚；发“你”的时候也同样如此。我认为关于野餐的诗太小题大做了。我在想，关于面包他们又会写些什么。“这里的酒当然并不是真正的酒，亲爱的，”“暴力小姐”解释说，“它是指圣餐。”

　　带翅的天使是否可以及时
　　扼止住尚未展开的命运，
　　让严厉的记录之神
　　记录下来，或者干脆擦去！
　　哦，爱啊！你我是否能与上帝共谋
　　整个抓住这个悲惨的格局，
　　我们要将它破碎——然后
　　根据我们的心愿重新塑造！

　　“千真万确。”“暴力小姐”叹了口气说道。不过，她的叹气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她很适应阿维隆庄园的生活——适应维多利亚式的陈旧俗华、腐朽的美、褪去的优雅和忧郁的惆怅。她的生活态度，甚至她褪色的羊绒衫，都与阿维隆庄园的墙纸相吻合。

　　劳拉不大看书。她不是描画，就是用彩色铅笔将一本本厚厚的旅游书和历史书上的黑白插图涂上颜色。（“暴力小姐”放任她这样做，因为她猜想别人不会注意。）劳拉对于色彩的选择古怪而又固执：她会将一棵树涂上蓝色或红色，而将天空涂成粉红色或绿色。如果她对某人的画像不满意，她就会把画上人的脸涂上紫色或黑灰色，从而让人无法辨认。

　　她喜欢照着一本有关埃及的书画金字塔；她喜欢给埃及的偶像着色。另外，她还给长着带翼的狮身鹰面或人面的亚述人雕像涂色。这是她从美国考古学家亨利·莱亚德爵士的书上看来的。莱亚德在尼尼微的废墟中发现了这些雕像，然后用船运到英国；据说它们是《圣经·以西结书》中所描述的天使模样。“暴力小姐”不认为这些图画有多好——那些雕像看起来像异教徒，给人的感觉是残忍而好杀戮——但是劳拉不予理会。面对批评，她只会在桌上伏得很低，不停地涂色，似乎她以此为生一样。

　　“坐直，亲爱的，”“暴力小姐”会说，“把你的脊椎当成一棵树，迎着太阳茁壮成长。”可是劳拉对这种想象毫无兴趣。

　　“我不想做一棵树。”她会这样回答。

　　“做树总比做驼背强，亲爱的，”“暴力小姐”会叹着气说，“如果你不注意自己的姿势，你就会变成驼背的。”

　　有许多时候，“暴力小姐”都会靠窗坐着，阅读从图书馆借来的浪漫小说。她也喜欢翻阅阿黛丽娅祖母手工装订的皮面剪贴簿，里边贴着精美的凸饰请柬、报社印的菜单，而后是一些剪报：慈善茶会、带幻灯片的说教性演讲——有去过巴黎、希腊，甚至印度的大胆而又可亲的旅行者、斯维登堡新教的信徒、费边社^①社员、素食主义者、所有推行自我修养的人，偶尔也会有一些古怪的事情。比方说，一个去非洲，或撒哈拉大沙漠，或新几内亚的传教士描述当地人如何施展巫术，如何给他们的女人戴上精致的木制面具，或者如何用红漆和贝壳来装饰他们祖先的颅骨。所有这些泛黄的纸片都是无情消失的那段奢侈、矫饰的岁月的见证。对于这些，“暴力小姐”却研究得非常仔细，似乎要铭记在心，而且微笑着从往事中感受乐趣。

　　①费边社：1884年成立于英国伦敦，主张用渐进的改革方法实现社会主义。

　　她有一小盒金属箔剪成的星星，有金色的，也有银色的；她会在我们做过的东西上贴一枚。有时候，她会带我们到外面去摘野花。我们把摘下的花朵夹在两张吸墨纸中间，上面再压一本重重的书。我们渐渐喜欢她了。不过，她离开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哭。她倒是哭了——她痛哭流涕的样子很不雅；平时她举手投足的样子都是如此。

　　我十三岁了。我成长的方式不是我的错，而父亲却似乎为此感到恼火。他开始注意我的姿势、谈吐以及行为举止。我的衣着应该简单朴素，平时要穿白衬衫和深色的百褶裙，去教堂要穿深色的丝绒连衫裙。那些衣服看上去像制服——像水手服，而事实却不是。我的肩膀应该挺直，不能垂下。我躺着不可以叉开手脚，不可以嚼口香糖，也不可以坐立不安或喋喋不休。他要我达到的要求是根据军队的标准——整洁、服从、安静，无明显的女性特征。性感这个词虽然从未说过，却是要消灭于萌芽状态的。他让我放任自流太久了，现在是收我的心的时候了。

　　劳拉虽然还未到适当年龄，但也开始受这方面的管制了。（什么是适当年龄？现在我明白，那是青春期。可当时我只是觉得困惑。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对我要像对待奇怪的少年管教所里的少年犯一样？）

　　“你对孩子们太严厉了，”卡莉斯塔说，“她们毕竟不是男孩子。”

　　“很遗憾，她们不是男孩。”父亲说道。

　　有一天，我发现我得了一种可怕的病，因为血从我的两腿之间渗出来；我肯定要死了！于是我去找卡莉斯塔。她噗嗤一笑。接着，她向我作了解释。“这只是一个小麻烦，”她说道。她还说，我该称它为“朋友”或“访客”。瑞妮的看法却更具宗教色彩。“这是灾祸，”她说道。她差点说这是上帝又一个奇特的安排，是为了让生活更不易。她说，事情往往都是这样的。至于血，你撕些破布来不就完了。（她没有说“血”，而是说“脏东西”。）她为我沏了杯黄春菊茶，喝起来像烂生菜的味道；另外，她还为我灌了个暖瓶来缓解我肚子的阵阵绞痛。然而，这两种方法都不管用。

　　劳拉在我的床单上发现了一处血迹，于是就开始哭泣。她以为我要死了。她呜咽着说，我会像母亲一样，不告诉她一声就死掉。我会生一个像小猫一样的灰色小婴儿，然后死去。

　　我告诉她别犯傻。我说，这血迹与婴儿没关系。（卡莉斯塔没有对我说过关于生孩子的问题。她无疑认为，灌输太多这方面的知识会扭曲我的心灵。）

　　“总有一天你也会这样的，”我对劳拉说，“当你到我这个年龄的时候，你也一样。女孩子都免不了这种事情。”

　　劳拉很气愤。她拒不相信我所说的话。就像关于许多别的事情一样，她深信她会是个例外。

　　那时候，我和劳拉在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相。我穿着深色丝绒连衫裙，样子对我来说嫌小了，因为我明显已经有了所谓的“胸脯”。劳拉坐在我旁边，身穿同我一模一样的裙子。我们俩都穿着齐膝的白袜子和“玛丽·简”牌的漆革皮鞋；双腿端庄地交叉在踝部，按规矩右腿在上。我用胳膊搂着劳拉，却有些迟疑，仿佛有人命令我这样做的。而劳拉则双手交叠放在膝上。我们的头发中分，梳在脑后。我们俩都在微笑，笑中带着害怕；当孩子必须听话和微笑时都是如此，似乎听话和微笑是一回事。我们的笑容是在不满意的威胁下挤出来的。这种威胁和不满来自父亲。我们害怕父亲的威胁和不满，但又不知如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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