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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


  轻佻这个词让我联想起晾在绳上的、随风飘动的湿衣服。不过,卡莉斯塔·菲茨西蒙斯不像是那样的人。

  关于阵亡将士纪念碑的事发生了一些争吵,不仅仅是由于有关父亲和卡莉斯塔·菲茨西蒙斯的传言。镇上有些人认为“疲惫的士兵”的雕像看起来太垂头丧气,太不修边幅了;他们反对他的衬衣敞开着。他们要的是一个胜利者的形象,就像别的镇上所立的“胜利女神”雕像——背上有一对天使的翅膀,长袍随风飘起,手里擎着一把三叉剑,看上去像把烤叉。他们还想在它的正面刻上“献给那些自愿作出最高牺牲的人们”的小铭文。

  父亲在雕像的问题上拒不让步。他说,他们应该感到幸运,因为“疲惫的士兵”还拥有健全的双手和双脚,更不用说一颗头颅还在。如果他们不防备的话,他还会赞成赤裸裸的现实主义,而这雕像应该是由腐烂的身体各部分组成——他在战场上踩到不知有多少了。至于铭文,并没有自愿的牺牲,因为死去的人并不想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一个“王国”。他本人更喜欢“不能忘却”的铭文,这样就表明了罪责所在:我们自己的健忘症。他说,有他妈的太多的人他妈的太健忘了。他很少在公众场合说粗话,所以他说的话令人印象深刻。既然他出了钱,事情当然就是他说了算。

  商会勉强出钱买了四块青铜饰板,用于刻录阵亡战士的名单和战役的名称。他们想把自己的名字也刻在饰板的底部,但父亲一顿羞辱打消了他们这个念头。他告诉他们,阵亡将士纪念碑是为死者建造的,不是为那些活着的人,更不是为那些捞到好处的人。他这番话引来一些人的忌恨。

  纪念碑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的全国“荣军纪念日”揭幕。尽管天气寒冷,还下着濛濛细雨,但是参加的人很多。“疲惫的士兵”雕像放置在用鹅卵石(建造阿维隆庄园的那种石头)砌成的方锥形基座上,青铜饰板边上滚着夹有枫叶的百合花和罂粟花的饰边。有关饰板也有许多争议。卡莉斯塔·菲茨西蒙斯说,这样的设计陈旧俗气——那些垂下的花朵和叶子是“维多利亚式”的——是那个时代艺术家的耻辱。她想要一些更朴实无华的、更具有现代感的东西。然而,镇上的人们喜欢这样,父亲说有时候也不得不作些让步。

  在揭幕仪式上,人们奏起了风笛。(“在室外奏要比室内好,”瑞妮如是说。)然后就是长老会牧师的布道。他谈到那些自愿作出最高牺牲的人们的铭文——小镇对父亲的一种嘲讽,挖苦父亲无法控制所有的事项,并说金钱是买不来一切的,最后还是定下了他所反对的这个铭文。接下来是一些演讲和祷告——许许多多的演讲和祷告,因为每种教派都得有牧师参加。尽管筹委会里没有天主教的份,但天主教的神父也来说上几句。这是我父亲力排众议的结果,理由是:牺牲的士兵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作出了同样的牺牲。

  瑞妮说,这是看问题的一个角度。

  “那另一个角度是什么?”劳拉问道。

  我父亲敬献了第一个花圈。我和劳拉手挽手地看着,而瑞妮在一旁哭泣。加拿大皇家军团派来了一个代表团,他们从伦敦的沃尔斯利兵营远道而来。M·K·格林少校在纪念碑前献了花圈。接下来,献花圈的人可以想见——退伍军人团、狮子会、兄弟会、扶轮社、秘密共济会、奥伦治会、哥伦布骑士会、商会以及帝国女儿会等等——最后一位献花圈的是“阵亡战士母亲协会”的代表威尔默·沙利文夫人;她失去了三个儿子。然后,大家齐唱《与我同在》,童子军乐队的一名号手吹奏起哀乐《最后一个营地》,声音有点颤抖。之后,大家静默了两分钟,接着民兵鸣枪致敬。最后是“列队操”表演。

  父亲低头站着,可以看得出他在发抖,说不清是出于悲痛,还是出于愤怒。他身穿军服,外面罩了一件大衣,一双戴皮手套的手拄着手杖。

  卡莉斯塔·菲茨西蒙斯也出席了仪式,始终站在不显眼的地方。她告诉我们,这种场合是不需要艺术家冲在前面、鞠躬行礼的。她身穿端庄的黑外套和普通的裙子,而不是长袍;一顶帽子遮住了她大半个脸。然而,大家对她还是议论纷纷。

  仪式结束后,瑞妮在厨房为我和劳拉冲了点可可,让我们暖暖身子,因为我们在小雨里着凉了。瑞妮也递给希尔科特太太一杯,后者说她盛情难却。

  “那东西为什么叫纪念碑?”劳拉问道。

  “这是要我们记住那些死去的人。”瑞妮回答说。

  “为什么?”劳拉又问道,“为了什么?他们喜欢纪念碑吗?”

  “这不是为他们立的,更多的是为我们,”瑞妮回答说,“等你长大就会明白了。”劳拉总是得到这样的回答,她并不全信。她现在就想弄明白。她一口气喝光了杯中的可可。

  “我可以再来点吗?什么是‘最高牺牲’?”

  “士兵们为我们大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真希望你不要嘴大肚子小。我再给你一杯的话,你可得喝光它。”

  “他们为什么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想这样做吗?”

  “不,但他们还是献出了生命。所以我们说它是牺牲,”瑞妮回答说,“够了,别再问了。这是你的可可。”

  “他们将生命献给了上帝,因为这是上帝要的。就像耶稣,他是为我们所有的人赎罪而死的。”希尔科特太太说道。身为浸礼会教徒,她认为自己说的话具有最高的权威性。

  一个星期之后,我和劳拉在峡谷中顺着卢韦托河边的小路散步。那天有雾,雾气从河中升腾起来,像脱脂的牛奶在空气中盘旋,从光秃秃的灌木细枝上滴下来。石子小路滑溜溜的。

  突然,劳拉掉到了河里。所幸的是,我们身边这段河面的水流不急,因此她没有被河水卷走。我一面尖叫,一面沿河往下游跑,终于一把抓住了她的外衣。她的衣服并未被水浸透,但她还是很重,我差点也跟着掉进去。我设法将她拖到了一块平坦的岸礁上,然后把她整个人拽上了岸。她湿得像一只落汤鸡,我浑身也湿得不轻。我摇晃着她的身子。当时她一边发抖,一边大哭。

  “你是故意这样做的!”我说道,“我看到你是故意的!你差点淹死!”劳拉喘着粗气,啜泣不止。我将她拥入怀中。“你干嘛要这样?”

  “这样的话,上帝就会让妈妈活过来了。”她呜咽道。

  “上帝并不想让你死掉,”我说,“你这样会让他很生气的!如果他想让妈妈活过来的话,他反正会这样做的,并不需要你投河。”当劳拉陷入这种低落情绪时,这是同她说话的唯一方式:你得装出知道某些她不了解的关于上帝的事。

  她用手背擦了擦自己的鼻子。“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瞧——他让我救了你!明白吗?如果他想让你死掉的话,那么我也早就跟着掉进河里了。我们俩都会淹死的!好了,现在你得把身子弄干。我不会告诉瑞妮的。我就说这是个意外,我说你不小心滑了进去。不过,千万别再做这种傻事了。好吗?”

  劳拉不吭声了,可她让我领她回家。家里人免不了好一阵惊恐、紧张和责骂。他们给劳拉喝了一杯牛肉汤,让她洗了个热水澡,还为她冲了一个暖瓶。她的这次闪失被归因于她的众人皆知的笨拙;家里人告诫她以后走路要当心点。父亲说我做得好;我在想,如果失去劳拉,他又会说些什么呢。瑞妮说,我们俩至少有一个还有点头脑,这倒是件好事,可是我们俩究竟去那儿干嘛呢?况且是个雾天。她说,我本该是明事理的。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久久睡不着,两臂抱胸,缩成一团。我的双脚像石头一样冰冷,牙齿咯咯地打颤。我无法抹去劳拉在卢韦托河冰冷黑水中的那一幕——她的头发像烟雾一样飘散在旋风中;她湿漉漉的脸庞闪着银光;当我抓住她的衣服时,她两眼瞪着我。拽她上来是多么不容易!差一点我就松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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