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刺客(30)_阿特伍德

三〇

　　§苏打水

　　在我母亲去世后的那个月的一天（我记不清具体时间了），父亲说他打算带我去镇上。他可从来没对我和劳拉操过什么心——他把我们推给了母亲，后来又推给了瑞妮。因此，我对他的打算感到很吃惊。

　　他没有带上劳拉，甚至连提都没提出来。

　　他是在早餐时宣布这个外出计划的。他坚持要我和劳拉同他一起吃早餐，而不要我们像往常那样在厨房里同瑞妮一起吃。我们俩坐在长餐桌的一头，而他坐在另一头。他很少与我们说话；他看他的报纸，而我们俩出于敬畏也不敢去打搅他。（我们自然是崇拜他的。如果不是崇拜，那就是恨吧。他从来没让我们产生过平和的情绪。）

　　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照射进来，在他的身上投下五颜六色的光芒，仿佛他在水彩中浸过一般。我至今还记得他脸颊上的钴绿色和手指上的橘红色。我和劳拉也能随意调整这些色彩。我们将盛粥的盘子向左移一点，再向右移一点，于是麦片粥单调的灰色就变成了绿色、蓝色、红色或紫色。根据我的心血来潮或劳拉的心情变化，我们面前的食物变得具有了魔力——时而像着了魔一般，时而像下了毒一般，接着，我们会边吃边相对做鬼脸，但都是悄悄地做的。目的是不惊动父亲，以免受到责骂。不管怎样，我们总得为自己找点乐子吧。

　　在那个不同寻常的日子，父亲早早从工厂回来，于是我们俩步行去镇上。小镇离家并不太远；在当时，我们那个镇是很小的一块地方，大家离得都不太远。父亲倾向于步行，要么就是让别人来开车。我猜那是因为他有一条坏腿：他想表示他能走路。他喜欢在镇上溜达；尽管他有点瘸，可他还是大步行走。为了撵上他一瘸一拐的步子，我在他身旁紧赶慢赶。

　　“我们去贝蒂小吃店，”父亲说道，“我要为你买一杯苏打水。”这样的好事以前可从来没有过。瑞妮说，贝蒂小吃店是为镇上人开的，不是我和劳拉去的地方；降低我们的档次可不行。再说苏打水不仅会让人上瘾，还会蛀坏牙齿。这两件原来被禁止的事，现在却随意开禁，真让我感到有点受宠若惊。

　　在提康德罗加港的主街上有五所教堂和四家银行，都是用石头砌的，看上去颇为敦实。虽然银行是不带尖顶的，但有时还是很难区分教堂和银行，非看它们的招牌不行。贝蒂小吃店就在一家银行旁边。门口撑一个绿白条纹的凉篷，橱窗里的鸡肉馅饼看上去像是面粉做的婴儿帽，边上还带着一圈褶边。店内灯光昏黄，空气中弥漫着香草、咖啡和奶酪的混合气味。印有图案的铁皮天花板上吊着电扇，叶片就像飞机的螺旋桨一般。几个戴着帽子的妇女坐在华丽的白色小桌子旁。父亲向她们点点头，她们也回了礼。

　　店堂的一边是用乌木隔起来的一个个火车座小间。父亲选一间坐了进去，我也就从他身边一溜而入。他问我想喝哪种苏打水，但由于我不习惯在公共场合与他单独在一起，因而感到害羞。再者，我也确实不知道苏打水有哪些品种。于是，他就给我要了一杯草莓味的，而自己则要了一杯咖啡。

　　女招待身穿黑色连衫裙，戴一顶白帽子，眉毛修得又细又弯，亮亮的红嘴唇像涂了果酱一般。她称父亲为蔡斯上尉，父亲则叫她为雅格妮丝。根据他们俩的彼此称呼，以及父亲将胳膊肘倚在桌上的姿态，我想父亲对这地方一定很熟悉。

　　雅格妮丝问父亲我是不是他的女儿，还说我有多可爱；但她对我却投来了不欢迎的一瞥。她转身的工夫就把父亲的咖啡端来了，踩着高跟鞋一摇一摆的。当她把咖啡放到桌上的时候，她轻轻摸了一下父亲的手。（我注意到了这个动作，尽管我还不懂它的含意。）接着，她为我端来了苏打水。盛饮料的玻璃杯是圆锥形的，样子像倒放的锥形笨蛋帽；杯子里放了两根麦管，不断冒出的泡沫直冲我的鼻子，弄得我眼睛泪汪汪的。

　　父亲在咖啡中放了一块方糖，搅拌了一下之后，将匙子放到了托碟里。我的目光越过玻璃杯的杯口观察他。突然，他的样子改变了，变成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模糊而不实在，却更复杂。我几乎从未凑这么近看过他。他的头发梳到了脑后，两边剃得短短的，从太阳穴开始已经稀了。他的那只好眼呈暗蓝色，就像蓝纸一般。那张饱经沧桑却仍不失英俊的脸上，有一种心不在焉的神情，与平常早餐时的表情如出一辙，似乎在听一首歌曲，或者是在听远处传来的爆炸声。他的八字胡比从前我看到的更加灰白；仔细想来，男人脸上长这种短须而女人却没有，这似乎很奇怪。在屋内昏暗的香草味灯光照射下，就连父亲穿的衣服也有了一种神秘感，仿佛这衣服不是他自己的，而是从别人那儿借来的。其实，这衣服穿在他身上只不过太大了一点。他的身体变瘦了，而身材倒是显得更高了。

　　他对我笑了一笑，问我是否喜欢喝苏打水。然后，他又陷入了沉默和深思。他从随身带的银烟盒中取出一支香烟，点着吸了一口，接着吐出一股烟来。“如果发生什么事情，”他终于开口道，“你得保证照顾劳拉。”

　　我严肃地点点头。什么是什么事情？究竟会发生什么？我十分害怕坏消息，尽管我说不出是什么样的坏消息。也许他要走了——去国外。战争的故事还没有从我的记忆中消失。然而，他并没有向我作进一步的解释。

　　“我们握一下手说定，好吗？”他说。于是，我们俩隔着桌子握了握手。他的手又硬又干，就像皮箱的拎手。他用唯一的那只蓝眼睛打量着我，似乎在估摸我是否靠得住。我抬起下巴，挺了挺我的肩膀。我十分希望自己能值得信任。

　　“用五分钱的硬币你能买到什么？”他接下来问道。这个问题让我毫无防备，弄得我张口结舌；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我和劳拉从未自己用钱去买过东西，因为瑞妮说我们还需要弄懂一块钱的价值。

　　父亲从他黑西装的内袋中掏出一本猪皮封面的小本子，扯下一张纸，就开始讲起了钮扣。他说，应该尽早让我学习经济学的简单原理，因为我长大以后要担负起责任来。

　　“假设你从两颗钮扣起家，”他开始说起来。他告诉我，支出是做钮扣所花的费用，而毛利则是卖掉钮扣所得的钱，净利就是两数之差。接下来，你可以保留一部分净利，同时把剩下的那部分用来生产四颗钮扣；卖掉之后，你又可以生产八颗。他用银色铅笔画了一张小表格，依次写着两颗钮扣、四颗钮扣、八颗钮扣。就这样，钮扣的数目在纸上不可思议地成倍增长；在旁边一栏里，钱的数目也随之增长。这就像是在剥豆子一般——一边的碗里放着豆子，另一边的碗里放着豆荚。他问我是否听得懂。

　　我细察他脸上的神情，看他是否是认真的。我常常听到他谴责钮扣厂，把它说成是一个陷阱、一片流沙、一种厄运、一个大包袱，但这些话都是他喝醉酒的时候说的。此时此刻，他相当清醒。他看上去并不像是在解释什么，倒像是在致歉。除了等待我的回答之外，他还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他似乎在请求我的原谅，请求我宽恕他所犯的一些罪过。可他对我做了什么呢？我想不出来。

　　我感到疑惑不解，同时又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去宽恕他。无论他要求或需要我做什么，我都无能为力。这是第一次一个男人期望我做力不能及的事情，但这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好的。”我说道。

　　在母亲去世前的一个星期的某个可怕的早晨，母亲说了一句奇怪的话——不过，当时我并不认为奇怪。她说：“你们的父亲在内心深处是爱你们的。”

　　她通常不会同我们谈感情，尤其是关于爱——她自己的爱或他人的爱，除了上帝的爱。然而，父母应该爱他们的孩子，因此我想必把她说的话当作一种保证：不论父亲表面如何，他同别的父亲是一样的，至少被认为是如此。

　　现在想来，这话似乎包含着更复杂的意思。它可能是一个警告，也可能是一个负担。即便爱是藏于内心深处的，它上面还有一大堆东西；当你挖掘下去的时候，又会发现什么呢？不会是一件简单的礼物，纯金做的，还闪烁着光芒；相反，它也许是某种古老而又可能有毒的东西，就像枯骨上那锈迹斑斑的铁制护身符。这样的爱是某种护身符，却很沉重；它如同一个重物，把铁链套在我的脖子上，压得我难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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