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刺客(28)_阿特伍德

二八

　　劳拉重新爬回桌子底下。我们俩可以看到穿着厚鞋的两双脚：母亲的窄脚和瑞妮的宽脚；两人的腿上都套着粉褐色的长筒袜——母亲的腿瘦，瑞妮的腿胖。我们俩还可以听到揉面捶面发出的沉闷声音。突然，茶杯打碎了，母亲倒在了地上。瑞妮跪倒在母亲的身旁。“哦，天哪，”她叫道，“艾丽丝，快去叫你父亲。”

　　我奔进书房。电话铃正响着，可父亲不在。于是，我又爬上他的塔楼——这地方通常是不准别人进去的。门没锁，屋里除一张椅子和几只烟灰缸之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前厅、起居室、车库里也都没有他的人影。我想，他一定是在工厂里，可我不熟悉去工厂的路，再说也太远了。除了这些地方，我不知道该去哪儿找他。

　　我又回到厨房，爬到桌子底下；劳拉双手抱膝坐在那里，她并没有哭。雪白的瓷砖地上有一串暗红的斑点，看起来像是血。我用手指蘸着舔了一下——的确是血。于是，我拿来一块抹布把它擦掉了。“别看。”我对劳拉说道。

　　过了片刻，瑞妮下楼来，摇了医生的电话——医生不在，他像往常一样去外面闲逛了。接着，她又打电话到工厂，询问父亲的去向。可人们怎么也找不到他。“尽可能找到他。告诉他情况紧急。”她说道。然后，她就又匆忙上了楼。厨房里的面团胀起来又瘪掉，早已不成样子了；她已将这事忘得一干二净。

　　“她不该待在那闷热的厨房里，”瑞妮对希尔科特太太说，“尤其是这种要打雷的天气。可是她不肯闲着，你又不能对她说什么。”

　　“她疼得厉害吗？”希尔科特太太同情而又饶有兴趣地问道。

　　“我以前见过比这更厉害的，”瑞妮说，“感谢上帝发些小慈悲。那个小东西就像小猫一样滑了出来，可我得说她流了很多血。我们要把床垫烧掉，因为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它洗干净。”

　　“我的天！不过，她还可以再怀上的，”希尔科特太太说道，“他们夫妻俩肯定是想要孩子的。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据我所知，她不能再怀孕了，”瑞妮说，“医生说最好到此为止，因为再怀孩子会要她命的。这一次就险些要了她的命。”

　　“有些女人是不该结婚的，”希尔科特太太说，“她们不适合结婚。要结婚的话，你必须身体强壮。我母亲生了十个孩子，连眼睛都没眨一下。不过，这些孩子并没有都活下来。”

　　“我母亲生了十一个孩子，”瑞妮说道，“弄得她筋疲力尽。”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知道她们俩这就要比一比谁的母亲更有生命耐力，但话题很快就会转移到洗衣服上的。我拉着劳拉的手蹑手蹑脚地上了后楼梯。我们既担心又好奇：我们想知道母亲出了什么事，而且还想看看那只小猫。它就在母亲房门外楼道地板上的搪瓷盆里，旁边放着一堆被血浸透的床单。然而，那并不是一只小猫。那东西看上去灰灰的，像烤熟的老土豆，长着一个特大的脑袋，全身缩着。一双眼睛乜斜地闭着，仿佛受到光的刺激一般。

　　“这是什么？”劳拉低声说，“这不是一只小猫。”她蹲下来仔细瞧着。

　　“我们下楼吧。”我说道。医生还在母亲的房间里，我们可以听到他的脚步声。我不想让他看见我们，因为我知道这个小东西是不许我们看的；我明白我们是不该看的。尤其是不该让劳拉看到——它的样子像一个被压扁的动物，劳拉见到照例会尖叫，然后我就会受到责备。

　　“这是个婴儿，”劳拉说。“它还没有成形。”她的声音出奇地平静。“可怜的小东西。它自己并不想出生。”

　　快到傍晚的时候，瑞妮领我们去看母亲。她躺在床上，头枕在两只枕头上；瘦瘦的胳膊伸到被单外面，正在变白的头发看上去像是透明的。她左手上的结婚戒指忽闪忽闪的，双手紧攒两边的床单。她的嘴巴抽紧了，似乎若有所思；这样的神态通常是她在许愿的时候才有的。她两眼紧闭。由于弯弯的眼睑垂下来盖住了眼球，她眼睛睁开时看上去就更大了。她的眼镜放在水罐旁的床头柜上，一对圆圆的镜片闪烁着空洞的光芒。

　　“她睡着了，”瑞妮轻声说道，“不要碰她。”

　　母亲睁开了眼睛。她的嘴巴微微颤动了一下，靠近我们的那只手的指头伸展开来。“你可以拥抱她一下，”瑞妮说，“可别太重了。”我照她的话做了。劳拉的头钻过母亲的胳膊，紧紧地偎在她的身边。浆洗过的床单散发出淡蓝色薰衣草的气味。母亲身上带有一股肥皂味，而身子底下却是一种热热的锈味，还混杂着湿草闷燃时的那种甜酸味。

　　五天之后，母亲去世了。瑞妮说，母亲由于高烧和虚弱，已经没有回天之力了。那段时间里，医生不断地来来往往；动作麻利而态度冷漠的护士像走马灯一样轮流坐在母亲房间的安乐椅上守候。瑞妮匆匆地跑上跑下，不是端盆、拿毛巾就是送肉汤。父亲忙碌地往返于家和工厂之间，只有吃晚饭的时候才出现在饭桌旁，样子憔悴得像个乞丐。母亲发病的那天下午，到处都找不着他。他究竟到哪儿去了？没人说过。

　　劳拉蹲在楼道上。我负责陪她玩耍，不让她伤着碰着，但她却不要我陪。她双手抱膝坐在那儿，下巴抵在膝盖上，一副神秘而又若有所思的神情，样子像在吮吸一块糖。我们是不允许吃糖的。然而，当我让她给我看看，我发现那只不过是一颗白色的圆石子。

　　最后一个星期里，我每天上午可以去看望母亲，但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不可以同她交谈；瑞妮说她正在神游。这话的意思是：她认为母亲的魂儿不在这里，而在另外某个地方。她一天天地在离我们远去。她的颧骨凸出；身上散发出牛奶的气味，还带着一股生腥、酸臭的味道，如同包在油纸里的肉一般。

　　我每次去看她时都感到闷闷不乐。我看得出她的病有多重，我为此而怨恨她。我觉得，她是在以某种方式背叛我——她在逃避自己的责任，她已经宣布了放弃。我并没想到她会死。我早先就害怕这种可能性，可现在我怕得连想都不敢想了。

　　最后一天的上午（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是最后一天），母亲似乎神志清醒了一些。尽管她看上去更虚弱了，但是比先前精神一些。她似乎看到了我，就瞧着我。“这儿太亮了，”她轻声说，“你能拉上窗帘吗？”我照她的话做了，然后就站到她的床边，两手绞着一块手帕；来之前瑞妮怕我会哭，就给了我那块手帕。母亲拉着我的手。她的手又热又干，手指软软的如同电线一般。

　　“做一个乖女孩，”她说道，“我希望你成为劳拉的好姐姐。我知道你在尽力这样做。”

　　我点点头。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感到自己像是一个不公平的牺牲品：为什么总要求我做劳拉的好姐姐，而不是要求劳拉做我的好妹妹？毫无疑问，母亲爱劳拉胜过爱我。

　　也许并非如此；也许她对我们两个的爱是等量的。或者说，她不再有气力去爱任何人了：她已超越了爱，进入到冰冷的最高层，远离温暖而富有磁力的爱的园地。然而，这种事是我无法想象的。她给我们的爱实在而具体，就像是一块蛋糕。唯一的问题是：我们姐妹俩中谁会分到那较大的一份。

　　（母亲们的构造是何等奇妙！她们是稻草人、可以让我们扎针的蜡娃娃、粗略的图表。我们否认母亲们自身的存在；我们把她们创造出来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解决我们的饥饿、我们的愿望、我们的缺陷。现在我自己做了母亲，我才明白了。）

　　母亲那双天蓝色的眼睛紧紧地注视着我。她要费多大的劲才能睁着眼睛呀。在她眼睛里，我一定像是在远处晃动的一个模糊的粉红色小团。她要用多大的气力才能把目光聚集在我身上！可我却看不到她坚毅的神情了，如果那是坚毅的话。

　　我想说，她看错我了，看错我的心思了。我并没有尽力要成为一个好姐姐；事实恰恰相反。我有时称劳拉为讨厌鬼，叫她别来烦我。就在上个星期，我发现她在舔我喜欢的一只装感谢便条的信封，于是我告诉她信封上的胶水是用煮过的马肉做的，害得她干呕了一阵，还委屈地抽起了鼻子。有时候，我故意躲着她，钻进暖房旁边的紫丁香丛中，用手指塞着耳朵看我的书；而她则到处找我，徒劳地呼喊我的名字。我总是尽可能地逃避作为一个姐姐最起码的责任。

　　我不同意母亲对事情的安排，但我找不到适当的话来表达这一点。我并不知道我将按她要求的标准成长起来；并不知道她要求我具有的美德像徽章一样别在我胸前，再也没有机会扔还给她（就像母女之间常常发生争执那样——如果她活着，我也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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