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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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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我记得小时候听过这样的顺口溜: 针头针脑,针头针脑, 男人娶亲,请进烦恼。 这里可没说女人的烦恼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先生,可能我的烦恼一生下来就开始了,因为他们说人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要是我能自由选择的话,绝对不会选上帝给我的父母。 我的自供一开始说的是真的。我的确是从北爱尔兰来的;不过我认为他们不应该这样写:两个被告都供认他们是从爱尔兰来的。这样说好像从爱尔兰来是罪恶,我不知道那是罪恶,尽管他们常这样认为。但是,我们家是清教徒,这就不同了。 我所能记得的是一个临海的、多岩石的海港,土地的颜色绿里带灰,没有很多树。因此当我第一次看到这里的大树时还有些害怕,因为我想不通树怎么会长这么高。我不太记得那地方了,因为我离开时还是个孩子。我记得的只是碎片,像是一个被打碎的碟子。总是有几块瓷片像是另外一个碟子上的;可是又有些空缺之处,你放哪块都不合适。 * 我们住在一个简易的小屋里,屋顶是漏的,只有两个小房间。小屋在村边上。村子靠着一个镇子。这个镇子的名字我没告诉报纸,因为我的姨妈波琳可能还活着,我不想给她带来耻辱。她对我的印象总是很好,不过我也曾听到她跟我母亲说,在没什么前景的情况下,她父亲又是这副样子,真能期望我怎么样呢。她认为我母亲下嫁了;她说我们家就是这个样,她认为我的命运也会如此。但她却对我说我应该抗命,给自己定个高价,不要像我母亲那样碰见第一个表示好感的人不查家庭或背景就同意。要我对陌生人有戒心。当时我才八岁,不懂她在说什么,不过这仍然是好意的忠告。我母亲说波琳姨妈是好心,但是她定的标准太高,不是人人都能达到那样的标准的。 波琳姨妈和她的丈夫,也就是我的罗伊姨父(他的肩膀向下塌,说话很直率),在附近的镇子里开店铺。除去一般的货物,他们也卖裙料和花边,还有些从贝尔法斯特买来的亚麻,他们的生意做得不错。我母亲是波琳姨妈的妹妹,长得比波琳姨妈漂亮。波琳姨妈的脸色像砂纸,瘦得浑身都是骨头,她的指关节像鸡的膝盖那么大。但我母亲的头发很长,是金棕色的,所以我的头发也是金棕色的,她的蓝眼睛圆圆的,像娃娃似的。她出嫁前住在波琳姨妈和罗伊姨父处,帮他们照料小店。 我母亲和波琳姨妈是一个卫理公会的牧师的女儿,她们的父亲早已死去。据说他用教堂的钱做了件不该做的事以后,就再也找不到工作了,所以他死时没给她们留一分钱,她们姐妹俩被赶出去自己谋生。但她俩都受过教育,会绣花、弹钢琴,所以波琳姨妈也认为自己下嫁了,因为开店不是有教养的女士的营生。但是,虽然罗伊姨父未经雕琢,却是个好心肠的人,而且很尊敬姨妈,这点是很重要的。每当波琳姨妈察看她的亚麻织品壁橱,或是清点她的两套餐具(一套平常用的和一套最好的真瓷器),她都很感激自己的幸运之星保佑,因为一个女人的境况可能会比这糟得多;她的意思是我母亲的境况就糟得多。 我认为她说这些话不是为了伤害我母亲的感情,尽管实际结果是这样的,母亲听后总是要哭。我妈妈从小就在波琳姨妈的控制下长大,后来还是如此,只是又加上了我父亲的控制。波琳姨妈总是告诉她要勇敢地面对我父亲,而我父亲却要她勇敢地面对波琳姨妈。他们这样从两边压她,把她挤扁了。她这人胆小,爱犹豫,软弱,弱不禁风,这过去很让我生气。我想让她坚强些,这样我就不一定要这么坚强了。 我父亲根本就不是爱尔兰人。他是从北边来的英国人,但他为什么来爱尔兰从来没人知道,因为多数喜欢旅行的人都是往英国去的。波琳姨妈说他一定是在英国遇到了麻烦,跑到这儿来避难的。马克斯没准不是他的真名。她说,应该是马克,就像是该隐身上的标记,因为他看上去很有杀相①。但她这话只是后来当情况变得很糟时才说的。 ① 该隐是亚当和夏娃的长子,因嫉妒和过度愤怒把弟弟亚伯杀害。上帝因此而惩罚他;同时为了保护他不被其他人杀害,给他标上了标记。英文中标记一词是“mark”,作为姓名音译为“马克”,所以波琳姨妈认为马克(斯)先生有杀相。 我母亲说,起初父亲看上去是个不错的年轻人,人很实在,就连波琳姨妈都不得不承认他很英俊:高个子,黄头发,牙齿齐整。他们成亲时,他口袋里还有钱,前景也还不错。因为他确实是个石匠,就像报纸上所说的。即便这样,波琳姨妈还是说若不是我妈妈不得已,绝不会与他成亲。这事没张扬出去,不过有人说我大姐马莎大得不像七个月早产的孩子。这是因为我母亲太随和;很多年轻的女人都吃了这个亏,她告诉我这些只是为了要我不再吃亏。她说我母亲很幸运我父亲能同意与她成亲。她承认他这事做得不错,因为大多数男人一听到这消息就会跳上下班船,离开贝尔法斯特,把她晾在岸上。如果真是那样,波琳姨妈能帮妈妈什么忙呢?她还得考虑自己的名声和铺子。 所以,我父母各自都感到被对方拴住了。 我不相信我父亲开始就是个坏人。他只是容易上当,而且生活总是与他作对。因为他是英国人,即便在清教徒圈子里也不太受欢迎,因为他们不喜欢外来户。同时他还说我姨父说他施手腕骗我母亲与他成亲,他好过悠闲的日子,占用他们的店铺赚的钱。这话说对了一半,因为他们看在我母亲和孩子们的面上是不会拒绝他的。 我很小就听说了这些。我们屋里的门都不厚,我又是个耳朵长的孩子。加之我父亲喝醉酒后声音很大;而且他只要话匣子打开,就不注意有谁可能像老鼠一样悄悄地站在拐角或窗户外面。 他常说他的孩子太多。即便对比他富的人来说,这些孩子也太多了。就像他们在报上写的,我们兄弟姐妹九人,九个活着的。他们没把死的算进去。死了三个,这还不包括没生下就死的那个婴儿,他连名字都没有。我母亲和波琳姨妈管那孩子叫丢掉的婴儿。我小的时候曾不明白他丢在哪儿了,因为我以为他就像一分钱一样丢了。如果丢了,那么或许哪天还可以找到。 另外三个死的埋在教堂的墓地里。尽管母亲越来越喜欢祈祷,我们却越来越不常去教堂了,因为她说她不想让她可怜的孩子们衣衫褴褛地像麦田里的稻草人一样在众人面前走过,穷得连鞋子也穿不上。我们去的只是个教区教堂,但是尽管她性情软弱,却很自尊。而且作为牧师的女儿,她知道怎样到教堂才体面。她非常想再体面起来,也想让我们体面。但是没有适当的衣服穿,要体面是非常难的,先生。 我过去倒是常去教堂墓地。教堂只有牛棚那么大,墓地杂草丛生。我们的村子过去大些,但很多人搬走了,到贝尔法斯特的厂里去了,或者渡洋走了。所以常常是全家都走了,没人照管坟地。母亲叫我把小孩子们带出去玩时,我常常带他们去墓地。我们到那儿去看死去的那三个,也看其他的坟墓。有些坟墓已年头很久,墓碑上刻有天使的头,不过那些天使看起来更像大饼上安两个瞪大的眼睛,两边的翅膀从应该是耳朵的地方长出。我不明白头怎么没有身体能飞,我也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同时在天堂,又在教堂墓地,但人人都说是这么回事。 我们家的三个早逝的孩子没有墓碑,只有木头十字架。他们的坟上现在一定长满了杂草。 我九岁时,姐姐马莎就离家去帮人了,所以她原在家里做的活儿都落到我身上。两年之后,哥哥罗伯特出海到一艘商船上做工,走后便再没音信。我们不久之后也离开了,即便他带信回来我们也收不到。 这样就剩了我和五个小的在家,还有个快要生了。我已记不得什么时候母亲不处于他们所称的“虚弱状态”之中了。不过,在我看来那状态一点也不虚弱。他们还管这叫做不幸的情况,这还差不多——不幸的情况之后便是幸福的事件,尽管后来的事件不总让人幸福。 父亲到这份上已经受够了。他会说,你又要生个小无赖做什么?你这么多还不够吗?你是止不住了,又一张嘴要吃。好像他自己与此无关似的。我还很小的时候,大约六七岁时,我把手放在母亲又圆又紧的肚皮上,问她里面是什么,是不是又一张要吃饭的嘴。母亲苦笑着说,我猜想是吧。我脑子里浮现出一张巨大的嘴,长在像是墓碑上那些天使似的头上,但长满了牙,从母亲肚子里开始吃。我哭起来,因为我想它会把母亲吃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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