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加泰罗尼亚致敬(60)_奥威尔

六十

　　我希望他们能够站出来，为这件事提供证据。有一个与我谈话的士兵，面部表情呆板，不停地摇头，可能是因为交通嘈杂听不清我的话。另一个士兵则截然相反，他说，曾从战友那里听到过关于柯普的英勇行为，柯普是buenchico（一个好伙计）。我知道他们所说的这些都于事无补。如果柯普被审判，当局就会像所有类似审判一样，使用伪造的假证据。如果他一旦被枪杀（我担心这极有可能发生），他的墓志铭将应该是：他是可怜的国民自卫队士兵眼中的好伙计，身为丑恶制度的一部分，却保留了足够的人性，当他看到一项正当的行动时，就知道它是正当的。

　　我们过着一种非常生活。夜晚我们是罪犯，而白天我们是富有的英国游客——这是我们迫不得已假扮出来的。尽管夜晚只能睡在荒郊野外，但只要刮刮胡子，洗洗澡，擦擦皮鞋，仍会使你显得有些冠冕堂皇。目前，最安全的做法是，尽可能地把自己打扮得看起来像个资产阶级的模样。我们频繁出入时尚生活区，在那里我们只是些陌生人。我们光顾高档餐馆，以标准的英国方式对待服务生。我生平第一次在墙壁上题字。在一些时髦餐馆的墙上，我尽可能而歪斜地写上：“马统工党永垂不朽！”

　　虽然我一直想方设法地隐藏自己，但我并没感到自己处于危险之中。整个事件似乎过于荒诞不经。英国式信念在我身上根深蒂固：“他们”不可能逮捕你，除非你触犯了法律。其实，在政治大屠杀中，抱有这种信念极度危险。有一个要求全力抓捕麦克奈尔等人的命令，我和其他许多人也都名列其中。逮捕、突袭、搜查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实际上，我们认识的许多人都已被关进监狱，只有那些仍在前线的人暂时幸免。警察甚至擅自登上定期运送难民的法国船只，抓捕疑似托洛茨基分子的人。

　　多亏英国领事馆的倾力交涉，我们才总算办好护照签证等手续。领事在那个星期里肯定被此事弄得心烦意乱。我们应该尽早离开这里，越快越好。晚上七点半有一趟开往布港镇①的列车，但通常迟至八点半才开出。按照我们的事先安排，我妻子预定了一辆出租车，然后打点行李，结算帐单，尽量在最后一刻才离开旅馆。她只有这样做才能避免别人注意，否则旅馆的人肯定会去报告警察。

　　我在七点左右来到火车站，却发现列车已经开出——6：50就开走了。火车司机大概和往常一样临时改变了主意。幸好我们及时通知了我妻子。第二天早晨还有一趟开往布港镇的列车。我和麦克奈尔、科特曼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餐馆里吃了晚餐，经过谨慎打听，我们发现这家餐馆的老板是个全国劳工联盟的成员，为人相当和善。他给我们开了一个三人房间，当然没有报告警察。这是五个夜晚以来我第一次没有和衣而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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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PortBou，西班牙边境小镇，靠近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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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早晨，我的妻子成功地从旅馆里溜了出来。火车晚点出发近一个小时。我利用这段时间给作战部写了一封长信，对他们讲了柯普的案件——柯普无疑是被错捕的，前线急切地需要他，无数人将会证明他没有任何过错，等等。信写在撕下的笔记簿的纸上，字迹原本歪斜（我的手指仍然有点麻木），写西班牙文那就更加歪歪斜斜的了，我担心他们是否能够读得懂这封信。无论如何，这封信和其他努力一样都没起作用。虽然我写了信，但此后六个月里，柯普（如果他至今未被杀害的话）依然关在监狱里，既没有受到审判，也没有被释放。

　　起初我们收到过他的两三封来信。这些信是他托被释放的囚犯偷带出监狱，然后在法国寄出的。信里说的反复就是这些内容——被监禁在肮脏阴暗的窄小牢房里，食物既肮脏又少得可怜，由于卫生条件差而生了重病，而监狱拒绝给予任何医疗护理。我已经通过英国和法国的许多渠道证实了这一切。最近柯普被投入一个“秘密监狱”，已经无法再与他保持联系了。柯普只是数百个遭受迫害的外国人之一，没有人知道再杂遭受类似迫害的西班牙人究竟有多少。

　　终于，我们平安无事地通过了边境线。我们乘坐的列车挂有一节头等车厢和餐车，这是我来西班牙后第一次看到的。直到最近加泰罗尼亚的列车也只有普通车厢。有两个侦探在我们的列车上四处悠转，随时记下外国人的名字；当他们转到餐车看到我们正在用餐时，他们似乎很高兴看到我们这些地位高贵的人。世事变化无常，真是奇怪极了。

　　仅仅在六个月之前，无政府主义者仍在掌握权力时期，无产阶级的衣着打扮备受人们的尊敬。在从佩皮尼昂到塞贝尔的路上，一个和我同车的法国商务旅行者严肃认真地告诉我：“你不能穿戴成这个样子去西班牙。赶快收起高衬领和领带，否则到了巴塞罗那人们会从你身上扯下来的。”他说的似乎有点夸大其词，不过这也至少表明人们是如何看待加泰罗尼亚所发生的变化的。进入西班牙边境后，果然有一个无政府主义卫兵盯上了一个穿戴考究的法国人及其妻子，我想大概仅仅是因为他们看起来资产阶级味道太浓厚了。

　　然而，如今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资产阶级的衣装打扮成为一种逃避灾难的最好办法。在签证办公室，官员们在一荦卡片上——嫌疑犯索引上仔细查找我们的名字，幸亏警察的效率低下，我们的名字尚未被列上去，甚至也没有麦克奈尔的名字。我们从头到脚都被搜查过了，但没找出什么犯罪证据，除了我的遣散证明。而搜查我的士兵也不知道我所在的29师就是原来的马统工党的民兵。

　　我们总算逃过了这一关。整整六个月之后，我再次来到了法国的土地上。我仅有的西班牙纪念品是一只山羊皮水袋和一盏小铁油灯，阿拉贡的农民用这种灯来点橄榄油。这种小油灯的形状和两千多年前罗马人使用的赤陶灯几乎一模一样——这是我从一个被毁坏的小屋里拣到的，无意中装进了行李袋。

　　事实证明，我们逃跑得非常及时。我们所看到的首份报纸上就刊登了政府以间谍罪缉拿麦克奈尔的消息。西班牙当局宣布这一消息显然有点操之过急。要知道，托洛茨基分子是不可以被引渡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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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在西方国家，政治犯不在引渡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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