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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六


  第十四章

  在巴塞罗那这样的城市里,横遭警察的追捕和通缉,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所有的店铺开门都非常迟。在户外睡觉的时候,黎明的光芒总是能够按时把你唤醒,可巴塞罗那咖啡馆的大门却依然紧闭,没有一家会在九点以前开门营业。你得耐心地等上好几个小时才能喝到一杯咖啡,或刮一次胡须。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理发店的墙上,依然可以看到无政府主义者的公告,明令禁止索要小费。公告上说:“革命已经砸开了强加在我们身上的锁链。”我很想告诉理发师,如不小心堤防的话,锁链也许很快就会重新落到他们的身上。

  我信步来到市中心。在那些曾经属于马统工党的建筑物的顶上,红旗已经被扯下,取而代之的共和国旗帜迎风飘扬;大楼门口则有成群的国民自卫队士兵,怀里抱着武器,懒洋洋地斜靠在门前的墙壁上。位于加泰罗尼亚广场一角的红色援助中心,那里的大部分窗户玻璃已被砸得粉碎,无事可做的警察乐此不疲。马统工党的书摊内已见不到一本书。

  远处拉姆拉斯大街的公告栏中张贴着一副法西斯分子的丑恶嘴脸。在拉姆拉斯大街的尽头,离码头不远的地方,我碰巧看到了一幕奇特的景象:一群从前线归来的浑身泥污、衣衫破烂的民兵,正仰面朝天地躺在擦鞋匠的椅子上,神情疲惫不堪。我知道他们是什么人——真的,我认出了其中的一位。他们是马统工党的民兵。他们前一天才从前线返回,并发现马统工党已遭镇压,他们的家庭也遭受牵连而被洗劫一空,因此,他们不得不露宿街头。任何这个时候从前线回来的马统工党的民兵,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立即躲藏起来,要么马上被投入监狱。——对于那些在前线浴血奋战三四个月之久的战士来说,接受这般礼遇绝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我们正处在一种极为奇特的境遇之中。人们在晚上是被通缉的逃犯,而在白天却可以过着普通人的正常生活。每个藏匿马统工党及其支持者的人家,只要这样做过的——或者有可能会这样做的,都已被监视起来;旅馆或公寓里也丝毫没有例外,老板们已被要求一旦有陌生人来到,就必须马上报告警察。实际上,这就意味着任何陌生人只能在户外过夜。

  另一方面,在巴塞罗那这样规模的城市里,白天倒还相对安全一些。尽管国民自卫队士兵、突袭队员、马枪骑兵和普通警察满街都是,另外还有只有上帝才知道的无数身桌便衣的警察密探,然而,他们不可能拦截盘查每一个过路行人,如果你看起来并非与众不同,那就不至于引起他们的特别注意。最重要的是,必须尽量避免在马统工党的建筑物附近逗留,绝对不要进入侍者认识你的那些咖啡馆和饭店。那天和第二天,我都在一家公共浴室里泡了很长时间的澡。

  我感到这是一种既可以打发时间又不惹人注意的好办法。遗憾的是,许多人都是这样去做的。结果没过几天——在我离开巴塞罗那之后——警察突袭了一家公共浴室,在浴池里逮捕了许多赤裸裸的“托洛茨基分子”。

  我沿着拉姆拉斯大街往前走,中途遇到一个来自莫兰疗养院的伤员。我们相互交换了一种他人难以察觉的眼神,这是人们在那种特殊艰难时刻所使用的一种心照不宣的眼神,然后悄悄地溜进一家远离大街的咖啡馆里碰面。在莫林疗养院遭到突袭时,他侥幸躲过抓捕,但和其他人一样被驱赶到大街上。他只穿了一件衬衫——紧急逃跑来不及穿上夹克,——而且身无分文。他向我描述了一个国民自卫队士兵如何从墙上扯下莫林的大幅彩色画像,然后再用皮靴将其践踏成碎片。莫林(马统工党的创始人之一)落入了法西斯分子之手,人们认为,他在那个时候已经遭到枪杀。

  上午十点,我在英国领事馆门前见到我妻子。没过多久,麦克奈尔和科特曼也来了。他们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鲍勃·斯迈利死了。他死在巴伦西亚的监狱中,死因不详。他的尸体当即被掩埋,在场的英国独立工党代表大卫·默里曾请求看一下他的遗容,但遭到拒绝。

  我当即认为斯迈利是被枪杀的。那时每个人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此后我认为自己可能弄错了。后来,他被正式公布的死因是阑尾炎。我们后来从另一个获释的囚犯那里得知,斯迈利在入狱后不久就病倒了。如此看来,阑尾炎致死的说法是可信的。他们拒绝让默里看斯迈利的尸体,可能只是出于对死者的恶意报复。然而,我必须指出,鲍勃·斯迈利只有22岁,是我所见过的最强壮的人之一。我认为,在我所认识的人中,无论英国人,还是西班牙人,唯有他可以在战壕中连续待上三个月而不生病。像鲍勃·斯迈利这样强壮的人,如果得到适当的照料,理应不会被阑尾炎夺去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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