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加泰罗尼亚致敬(10)_奥威尔

十

　　第四章

　　在我来到前线大约三个星期的时候，一支由英国独立工党派遣的二三十人的民兵志愿者小队，从英国的本土出发，来到了阿尔库维耶雷。为了把前线上的所有英国志愿者集中编队，我和威廉也参与其中。我们在奥斯库罗山的新阵地，西去数十英里就是萨拉戈萨，近得甚至能够看到萨拉戈萨。

　　在我们的这个阵地上，石灰岩像剃刀背一般突出地面，防空壕以水平状态一直延伸至悬崖峭壁，有如崖沙燕的巢穴。防空壕建在地面以下很深的地方，壕内漆黑一片，而且非常低矮，人们根本无法站立起来，只能弯腰屈膝地跪在里面。在我们左面的山顶上还有两个马统工党的阵地，其中一个是前线每一个男兵都梦寐以求的地方，因为那里有三位负责烧饭的女民兵。

　　这些女人其实算不上漂亮，但我们发现她们已使这个阵地在清一色男性驻守的众多阵地中非同寻常。在我们右面五百码左右的阿尔库维耶雷要道的转弯处，有一个加联社党的哨所。道路就是在那儿出现拐弯的。每到夜晚，你就能够看到给我们运送给养的车队的串串光柱在阿尔库维耶雷蜿蜒而行。与此同时，法西斯分子阵地的给养来自萨拉戈萨。你能看到西南方向十二英里处的萨拉戈萨，城内建筑物的灯光形成了一条条细长光带，宛如一艘夜航巨轮舷窗中透出的一排排光亮。政府军队从1936年8月起就在虎视着萨拉戈萨，直到现在依然如此。

　　我们这支民兵分队约有三十人，其中包括一个西班牙人（雷蒙·威廉的连襟），还有一打西班牙机枪手。其中也难免有个把讨厌鬼——因为，人人都知道，战争本身就在吸引着乌合之众。这里的英国人则与那些西班牙人不同，无论在体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算得上是一个优秀的群体。其中最优秀的也许就是鲍勃·斯迈利了——一个著名矿工领袖的孙子——他后来非常无辜和不幸地死在巴伦西亚。关于西班牙人的民族特质，说法很多，但英国人和他们总是能够融洽相处，尽管存在着语言障碍。我们发现，所有的西班牙人都熟知两个英语词汇的意义。一个是“O.K.，宝贝”，另一个是巴塞罗那妓女在与英国水手交易时使用的单词，我即使把这个单词写出来，恐怕排字工也不会把它排印出来。

　　日复一日，整条战线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只有偶然的子弹啸叫声，或者更为偶然的法西斯分子发射的迫击炮弹爆炸声，这会吸引我们每一个人爬上堑壕顶部，仔细看看炮弹究竟是落在哪座山上爆炸的。在这里，双方阵地相距稍近一些，大约有三四百码远。他们最近的那个阵地就直冲着我们，阵地上有个配置机枪的碉堡，碉堡上的射弹孔经常引诱人们浪费弹药。法西斯分子通常懒得使用来复枪射击，而是用机枪猛烈扫射任何可疑目标。然而，在首起伤亡迄今的十天或更长的时间里，我们无一伤亡。

　　与我们对峙的是西班牙法西斯分子的部队，但据叛逃者说，其中也有一些德国N.C.O.的成员。在前些时候，那里还有摩尔人——可怜的坏蛋，他们从热带来到这里该感到多么的冷啊！——有一具摩尔人的尸体躺在军事无人区的那边，这是我们能够隐约看到的东西之一。在我们左边的一两英里处，战线不再延续，那里是乡村开阔地带，地势低洼，树木茂盛，既没有法西斯分子控制，也没为我方控制。白天双方都会在那里巡逻。对于我们的那些大男孩来说，到这种地方巡逻，倒是一种不坏的娱乐。

　　不过，我从未看到法西斯分子在靠近我们数百码的地方巡逻。通过匍匐爬行，你可以穿过法西斯分子的防线接近敌人后方，甚至能够看到农庄上飘扬着的君主制旗帜，那里是当地法西斯分子的司令部。我们偶尔也会对那里来一次来复枪齐射，并在敌人的机枪瞄准我们之前溜进掩体。我希望我们击碎了那里的一些窗户，但她距离我们至少八百米，用我们的这种来复枪那么远的目标，只怕是连老大的房子都未必能够击中。

　　在大多数时候天气总是晴朗和寒冷的，有时太阳也会在中午露一下面，但仍然很冷。在向阳的山坡上，到处都能看到野番红花的绿色苞芽和鸢尾属植物从泥土中探出头来，很显然春天已经来了，只是来得非常慢。夜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冷。我们从岗上下来，都会去伙房里掏点尚在燃烧的炉烬，然后站在滚烫的余烬上焐脚。这对自己的靴子来说很糟糕，但对自己的双脚来说却很有好处。不过也有很多早晨，黎明的曙光会从群山的顶部照射过来，在这些不敬神的日子里，早点起床也似乎有些值得了。

　　我恨山，尽管景色很壮观。有时候，晨曦为我们身后的群山阻挡，一道道奇长无比的金光，如同宝剑劈向黑暗，接下来，逐渐增强的光芒和火红色的云海渐渐地向远处延伸，直至无限。为了观赏这样的景色，即使你得熬个通宵，即使你站得双脚发麻失去知觉，即使你明知还得继续饿上三个小时，所有这些全都是值得的。在那次战役期间，我观赏晨曦的次数，比有生以来其他时候观赏的总数还要多——也许还得包括未来岁月，我想。

　　我们这里编制不足，这意味着要站更长时间的岗和更加疲惫不堪。我那时已在相当程度上受到睡眠不足的困扰，因为即使在这种最平静的战线上，此类情况也是无可避免的。除了站岗和巡逻之外，无论如何你都无法在一个兽穴般的地方安然入睡，况且你的脚正被冻得有如针刺。在前线的最初三至四个月里，我记得自己连续二十四小时不睡觉的次数不会超过十二次，可我得到充分睡眠的次数同样也不会超过十二次。每个星期只睡二十至三十个小时，这是家常便饭。长期睡眠不足的后果，其实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糟。

　　只不过是人会变得愚笨木讷，上下山执行任务变得更艰难，但自己的自我感觉还算好。我们总是经常感到饥饿——上帝呀，真饿啊！所有的食物看上去都不错，哪怕是没完没了的蔬菜炖扁豆也很好。这些都是每个在西班牙待过的人，临走时看都不想看的东西。至于我们的生活用水，，水源距我们这里有数英里远，完全是靠骡子或矮小而又经常遭到虐待的毛驴驮来的。

　　不知道究竟为什么，阿拉贡的农民待他们的骡子疼爱有加，而待他们的小毛驴简直是太残忍了。如果哪一头毛驴不想往前走，农民们的通常做发是狠狠地踢它的睾丸。蜡烛已经停止供给，火柴配给也日渐减少。西班牙人教会我们用牛奶罐、弹药桶和破布制作橄榄油灯，只要有一点橄榄油（通常很难弄到），这种灯就能被点起来，摇曳的灯火上方直冒黑烟，亮度只有烛光的四分之一，只够勉强看得见自己的来复枪的所在位置。

　　看来已经无望进行任何真正的战斗了。在我们的部队离开波切洛山时，我清点了一下自己的子弹匣，发现在最近三个星期里，我只对敌人开过三次枪。有人说，打死一个敌人至少要耗费一千颗子弹，按照这个说法计算，如果我要消灭第一个法西斯分子，至少也得花上二十年的时间。在奥斯库罗山，双方的阵地更靠近，开枪的频率也更高，但我非常有理由相信，我从未击中过任何人。事实上，在这儿的前沿阵地和战争的这个阶段，真正有用的武器并非来复枪，而是扩音器。因为既然用来复枪无法杀死远在射程之外的敌人，那就改用冲着对面阵地大喊大叫的办法来整敌人。这种作战方法是十分特别，以至于需要对其稍加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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