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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老板请我当厨房里的洗碗工,也就是说,我的工作是洗餐具、打扫厨房、洗菜、泡茶、煮咖啡、做三明治、干简单的烹饪活和跑腿等等。报酬照例为一个月五百法郎,包吃,但是没休息日,工作时间也不固定。在X酒店,我见识过运作最好的饮食业,花钱不限,组织得又好。如今在让·科塔尔餐馆,我了解了在一间糟糕透顶的餐馆里是怎样做事情的。这值得一记,因为在巴黎有几百家类似的餐馆,任何一个外来者都时不时会在其中一间用餐。

  对了,我应该补充一下,让·科塔尔餐馆并非学生和工人会光顾的普通低档饮食店,我们所提供的能填饱肚子的一餐饭要价不低于二十五法郎。我们这里漂亮如画,有艺术味,这就提高了我们的社会等级。吧台那里挂了有伤风化的画,还有诺曼风格的装修——墙上的假梁,做成烛台样的电灯,“农家”陶制餐具,门口甚至还有垫脚石——老板和侍者领班是前俄国军官,很多客人是有贵族头衔的俄国流亡者。总而言之,我们毫无疑问是一间时髦餐馆。

  尽管如此,厨房关了门当猪圈也合适,因为我们的后勤区得正像如此。

  厨房长十五英尺,宽八英尺,一半地方都给炉灶和桌子占了。所有壶啊罐啊都得放到手够不着的架子上,只够地方放一个垃圾箱,经常到中午就满了,地上通常有一英寸厚践踏过的各种食物。

  用火方面,我们只有三台煤气灶,没有烤箱,大块肉全拿去外面的面包店烤。

  没有食品库,我们用院子里还剩一半顶篷的棚子放食物,棚子中间还长了一棵树。肉、蔬菜之类什么也没垫就堆在地上,老鼠和猫都来偷嘴。

  热水管没装,洗餐具的水得在平底锅里烧,但是因为做饭时没炉子烧水,多数盘子只好用凉水洗。再加上软肥皂和巴黎的硬水,意味着得用小片报纸擦掉餐具上的油。

  炖锅少得让我不得不每次刚用完一口就洗一口,而不是留到晚上再洗。单是洗炖锅,每天就大概要花一个钟头。

  因为安装时能省则省,不知道毛病在哪里,结果是通常晚上到八点钟保险丝就会断掉。老板只允许我们在厨房里点三根蜡烛,厨师说三根不吉利,所以我们只点两根。

  咖啡磨是从附近一间小酒馆里借的,垃圾箱和扫帚是向门房借的。第一周后,很多布块送去洗之后没送回来,因为没付洗衣费。劳工稽查员也找我们麻烦,他发现员工里没有法国人,跟老板私下见了几面,我看老板得给他塞钱才行。电力公司也来讨债,讨债的发现我们用开胃菜收买他们,就每天上午必到。我们欠杂货店的钱,本来早就没法赊了,只是杂货店的老板娘(一个长胡子的六十岁女的)喜欢朱尔,朱尔就每天被派过去哄弄她。与此类似,我每天都要浪费一个钟头去商业路讨价还价地买蔬菜,为的是省下几个生丁。

  这全是资金不足就开业的后果。在此情况下,要求厨师和我每天提供三十四顿饭,后来要供应一百顿。从第一天起,我们就干得受不了。厨师的工作时间为从早上八点到夜里十二点,我从早上七点一直干到夜里十二点半——十七个半钟头,几乎不休息。我们直到下午五点才可以坐下来,可是就算到那时,除了垃圾箱盖,没别的地方可坐。鲍里斯住在附近,不需要坐末班地班回去,他从早上八点钟工作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两点钟——每天干十八个钟头,一周七天。这种工作时间尽管不算常见,但在巴黎也绝对不算特例。

  生活马上进入一种程式,让在X酒店干活如同度假。每天早上六点钟,我强迫自己起床,不刮脸,有时候洗把脸,马上就赶去意大利宫站抢地铁座位。不到七点钟,我身处又冷又脏的厨房,周围一片狼籍,地上到处是土豆皮、骨头和鱼尾巴。一摞油腻的盘子粘在一起,过了一夜等着要刷。我还不能先刷盘子,因为水冷。我得先取牛奶,煮咖啡,因为别人八点钟到,指望马上可以喝到咖啡。另外还总是有几口铜炖锅要洗。那种铜炖锅是洗碗工日常工作中的痛苦之源,得用沙和链条擦洗,十分钟才能擦干净一口,然后用亮铜剂擦光外面。幸好这种铜锅的铸造手艺已经失传,法国人厨房里这种铜锅越来越少,不过还是能买到旧的。

  我刚开始刷那摞盘子,厨师会叫我先去剥洋葱,我刚开始剥洋葱,老板会来派我去买卷心菜。我买卷心菜回来,老板娘又叫我去半英里外的一间铺子里买一罐胭脂;等我回来后,还有更多的菜要洗,可是盘子还没刷呢。就这样,我们无法做得面面俱到,一天里积了一样活又一样活,什么都干不完。

  直到十点钟,情况才相对好转,不过我们干得快,也都没发脾气。厨师会抽时间聊聊她的艺术素质,说难道我不觉得托尔斯泰“了不起”,还一边在案板上剁牛肉,一边用好听的女高音唱歌。但是十点钟时,侍者开始吵着要吃中午饭——他们吃得早——十一点时,会来第一批客人。一下子,一切变得忙乱,脾气也控制不住了。不是像X酒店那样督促人和吵嚷,而是种混乱、无事生非地记恨和发火这种氛围,最根本的,是叫人感觉不舒服。厨房里窄得让人受不了。盘子放在地上,得牢记着别踩上去。厨师走来走去时,她其大无比的屁股挤撞我,嘴里没完没了、唠唠叨叨地各种命令一起来:

  “蠢得要命!我给你说过多少次别让甜菜根流汁?快点,让我到水池那边!刀子拿走,继续削土豆。你怎么弄我的滤网了?噢,别管土豆了。我不是叫你把牛肉汤上的油撇掉吗?把炉子上那壶水拿下来。别洗餐具了,把这把芹菜切了。不对,不是那样切,你个笨蛋,这样切。喂!我看你敢让豆子煮得溢出来!马上给我干活,把这堆鲭鱼称一下。看看,你说这些盘子干净了?用你的围裙擦。沙拉放地上。对了,放到我肯定会踩到的地方!小心,罐子溢出来了!把炖锅端下来,不对,是那个。把这个放到烤架上。土豆扔掉。别浪费时间了,扔到地上,踩下去。再撒点锯末。这片地板就像溜冰场。看好,你这个笨蛋,牛排着火了!我的天,他们干吗给我派来这样一个白痴洗碗?你在跟谁说话?你不知道我姑姑是个俄国女伯爵吧?”等等,等等,等等。

  如此这般,一直持续到三点钟都无任何变化,只是到十一点左右,厨师通常会歇斯底里发作一番,泪水哗哗流。三点到五点对侍者而言很轻松,可是厨师还得忙碌,那时我最手忙脚乱,因为有一摞盘子要洗,必须在晚餐开始前抢时间干完或者干一半。洗餐具要多费事一倍,因为条件很简陋——一块狭窄的泄水板,温吞水,湿透水的布块,以及每个钟头堵一回的水池。到了五点钟,因为早上七点之后都没吃过东西,也不曾坐下来过,我和厨师觉得站立不稳。我们常常会瘫掉,她坐垃圾箱上,我坐地上,喝一瓶啤酒,并为我们上午说过的一些话互相道歉。是喝茶让我们得以坚持下来。我们专门早晚在炉子上炖着一壶茶,每天要喝几品脱。

  五点半时,忙乱和争吵再度开始,这次比上次还糟糕,因为大家都累坏了。厨师在六点钟歇斯底里地发作一次,另外一次是在九点钟,很有规律,以至于可以因此知道几点钟。她会扑通一声坐在垃圾箱上,歇斯底里地哭起来,哭着说她从来没想到会沦落至此,她的神经会受不了,她在维也纳学过音乐,她要养活卧床不起的丈夫,等等,等等。换个时候别人会同情她,可是因为我们都累,她哭哭啼啼反而只是惹火我们。朱尔经常站在门口学她哭。老板娘絮絮叨叨,鲍里斯和朱尔一天到晚吵架,因为朱尔干活偷懒,而鲍里斯身为侍者领班,小费要拿大头。餐馆开张后才过了一天,他们在厨房里就为两法郎小费干上了架,我和厨师只得把他们拉开。从不失态的只有老板一个人。他的作息时间跟我们一样,可是他不干活,因为是他老婆具体操持一切。他要干的,除了在供应方面订货,就只是站在吧台里抽烟,看上去一副绅士模样,这方面他做得无可挑剔。

  我和厨师经常十点到十一点时才挤出时间吃晚饭。十二点时,厨师会偷一袋吃的带给她丈夫,藏在衣服下面走了,一面哭哭啼啼地说干这么久会要她的命,她第二天上午就辞职。朱尔也是十二点走,通常是跟鲍里斯吵了一架才走,鲍里斯要看吧台,一直到两点钟。十二点到十二点半,我尽量洗完餐具。想把活干妥当是没时间了,我经常只是用餐巾把盘子上的油抹掉。至于地上的灰,就由它去了,要么把最脏的扫到炉子下面看不到的地方。

  十二点半时,我会穿上外套快步出去。我走过通道经过吧台时,老板跟平时一样和气,他会拦住我。“哎,我亲爱的先生,您看上去真累!请赏脸接过这杯白兰地吧。”

  他会谦恭有礼地递给我那杯白兰地,似乎我是位俄国公爵,而不是个洗碗工。他对我们大家都这样,这是我们每天干十七个钟头后的补偿。

  照例,末班地铁几乎是空的——真是件大好事,因为可以坐下来睡一刻钟。我通常一点半上床睡觉。有时我没搭上地铁,只能在餐馆打地铺,不过几乎没关系,因为到那时,我就算在鹅卵石路上也能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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