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传(73)

七三

　　奥威尔说，如果他想把他了解的西班牙的局势及政府的所作所为压缩成6行字，编辑部绝对不敢铅印出来。“你们没这个胆量。”这里是他的充满火药味的结束语：

　　另外，告诉你们的娘儿们朋友斯彭德，我在保留他关于战争的豪言壮语的样品，有朝一日当他因为自己曾经写这些东西而羞耻，就像现在那些曾在一战中搞战争宣传的人如今感到无地自容一样，那时候我会愉快而猛烈地将其擦掉。

　　奥威尔为何偏偏与倒霉的斯蒂芬·斯彭德过不去，把他当作自己发泄怒气的出气筒，其中原因不是十分清楚：20世纪30年代晚期英国文坛有关西班牙的诗词、叙述和宣传作品举不胜举，比起这位28岁《维也纳》（1934）和《破坏元素》（1935）的作者，冒犯奥威尔的蹩脚者大有人在。其实，那时他只是从报纸文章中得知斯彭德的。似乎他把斯彭德作为一个怀有良好意愿的，从未参加过战争的左翼分子的化身。这类人单纯热情，对危急事件缺乏了解，且理解不深。几年后，同样奥登也遭到粗暴的对待。

　　1937年的下半年，奥威尔除了偶尔去伦敦及别处，一直都待在沃林顿。他一面喂养着动物，摆弄着花园，一面埋头写着未来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回过头看看这段时期他的生活吧，在如此短暂的时光里，谁能不惊叹他的变化呢？在18个月之前，他还是一个单身汉，就职于汉普斯德的一家书店。如今，他却是有家室的人了，带着永恒的政治信仰，带着喉咙处遗留的弹孔，劳作于赫特福德郡的一个小农场里。不仅仅他的生活改变着，窗外的世界也在变化着。战争迫在眉睫：奥威尔这一阶段的信件及日记充满了对即将到来动乱的不祥之兆。同时，过去的恐惧不能置于一边。1937年夏天奥威尔几次的沃林顿之外的远行都与西班牙有关。比如，7月底，他前行布里斯托尔参加声援斯特拉福德·考特曼的大会。考特曼卷入了统一工党的是非之争，被当地的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开除在外，住所也遭到了愤怒的纠察队员的监视，而这些纠察队员是他过去的战友。8月初，他参加了独立工党开办的暑期班，地点在莱奇沃思附近。约翰·麦克奈尔作了九个月的战争的报告。大家为死难者——亚瑟·钱伯斯和鲍勃·西米雷——默哀2分钟。然后，马约里、布兰思韦特等几个人谈了他们的经历见闻。奥威尔也叙述了一下，但很勉强。

　　许多年后，雷纳·赫彭斯托尔回忆起大概在这段时间与奥威尔的一次奇特的接触。那时，赫彭斯托尔新婚不久，住在汉普斯德的客居两用房。赫彭斯托尔夫妇在一家当地的意大利餐馆招待了奥威尔。这家餐馆饭菜价廉。饭后，他们盛情邀请他留宿一夜。赫彭斯托尔家里没有多余的床，但他们有一把“多功能的椅子”可供这位客人使用。然后，3个人在同一房间睡下了。夜里，玛格丽特·赫彭斯托尔醒来，发现奥威尔在来回走动，一丝不挂。他立即向女主人道歉解释说，自己在找厕所。话语彬彬有礼，毫无一丝尴尬。玛格丽特·赫彭斯托尔确信自己一直面朝墙壁，直到奥威尔完成此项大业回来。从这里，可以隐约看出奥威尔性格的一面：超然脱俗。在这些诸如此类的情况之下，奥威尔表现出轻松自在，换了别人的话，难免会局促不安的。安东尼·鲍威尔还记得几年后发生的又一件事情。在一次举办的较小的舞会上，大多数到场的客人身着晚礼服，奥威尔则穿着蹩脚的灯芯绒衣服。他停下含混地问主人鲍威尔：他这样穿着可以吗？鲍威尔想，如果他回答不行，奥威尔的反应又会是怎样的呢？也许，把奥威尔说成脱离现实生活有夸张之嫌，但他有时的确表现得过于自我专注，对周围事物过于冷漠。

　　奥威尔其实对人们如何看待他非常在意，特别是当他从巴塞罗那回来后的几个月，有人对他充满敌意时，他更是如此。8月底，他曾写给维克托·戈兰茨一封长信，催促他能够从中斡旋，以解决自己同《工人日报》之间的纷争。戈兰茨与该报社关系甚密。《工人日报》对奥威尔的兴趣始于3月。那时哈里·波利特·把奥威尔的作品《通向威根堤之路》作为打趣取乐的对象（“我相信，如果奥威尔先生听听左派书界是如何议论他的书，那他就会下定决心不会再写他弄不懂的事情了”）。从那时起，“工人阶级身上有臭味”的看法就一直被认为是出自奥威尔之口（事实上，奥威尔声称中产阶级是被教导这样认为的。——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奥威尔请戈兰茨转告报社编辑，如果他们在重复这个“谎言”，他就要发表他的回赠的言辞了。同时，奥威尔还关注着另一场重大的战斗，那就是针对刚从西班牙归来的统一工党的退伍军人的“有组织的诽谤”。比如考特曼，住房遭到监视，本人被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开除——这还算不上严重的境地呢——除此之外，他还被人在信中诬陷“拿着佛朗哥的贿赂”。如果奥威尔受到这样的诬告的话，他必定会上诉的。关于工人阶级“有臭味”的议论已渐渐平息下来，但一个月内，奥威尔仍在《工人日报》笔伐统一工党的战斗中出头露面，尽管是匿名的。事端的挑起者是弗兰克·弗兰克福特。他是独立工党阿拉贡分遣队的队员，长期在外流浪，是个令人生厌的家伙。在奥威尔逃离巴塞罗那的时候，他还逍遥在那里，但那时他已脱离了政党。他曾被短期关在监狱里，不过倒并不是因为政治异端，而是因为他从教堂窃画的偷盗行为。回到伦敦，他曾在九月初去过独立工党的办公室。第二次去的时候，他还领取了发给从西班牙归来的退伍军人的补贴。一个星期后，《工人日报》上发表了一份来自巴塞罗那的谴责统一工党作为法西斯第五纵队的声明，作者姓名为“F.A.弗兰克福特”，日期为三星期前。具体指控如下：统一工党与民主主义者之间表现出“公开的友善行为”；在阿勒库比雷一次一辆轻型机动车夜晚越过法西斯战线时，考普分遣队的哨兵却置若罔闻。弗兰克福特到处散布弥天大谎到底出于什么动机，无人知晓。恶意中伤肯定有之。后来他对奥威尔的言语的狂轰滥炸完全出于个人的情绪。当然，他的政治信仰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奥威尔发表在9月24日的《新领导者》反驳中的潜台词却只集中弗兰克福特的个人的道德品质上。这份驳辞得到了所有能联系到的有关人员的签名。弗兰克福特曾表明“统一工党似乎很愿意将我剔除出去”。其实，不辞而别就离开阵线，没有被枪毙，他应该算是幸运的。奥威尔推断，这份声明是由巴塞罗那的一位记者草拟，弗兰克福特为了“保全自己小命”在上面签了字。不管事实真相如何，显然，弗兰克福特是一个为非作歹的无赖，如同苍蝇一般，哪里有腐肉，就飞到哪里。他对奥威尔的一切评价不值得认真看待。多年后，在与安东尼·鲍威尔通信中，他曾声称他遭到枪击时，一直在同奥威尔谈话。但这似乎不可能的。那时，与奥威尔在一起的是来自美国的民兵托洛茨·米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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