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传(70)

七〇

　　12.熬过冬天

　　我不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我不认同“凡是能推动该党事业进步的都是正确的。”论调。

　　——致弗兰克·杰利尼克一封信，19381220

　　我简直无法告诉你我是多么希望自己在今后的几年里能朝气蓬勃，摆脱牢狱之苦，摆脱金钱的忧虑啊。

　　——致杰克·康芒一封信，19381226

　　西班牙留给奥威尔的不仅仅是喉咙部位的子弹伤痕，更多的是难以磨灭的印迹。在以后的2年中，他一直生活在阴影中。他试图从自己的角度来诠释那里发生的一切，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还不得不饱受西班牙给他带来的伤害。事实上，在阿拉贡前线及巴塞罗那度过的6个月时时刻刻萦绕着他，影响着他以后的岁月。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在他去世的前几周到医院探望他，发现他一直在不断地说着“防卫队，西班牙内战”。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奥威尔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那里明白了“大道理”，这是他在写给西里尔·康诺利的信中提到的字眼。同时，他也清醒地意识到阿拉贡战壕和巴塞罗那小巷带来的恐惧——血污，奸险和谋杀——并没有离他远去，而是“让他更坚信了人类的正直”。与以往一样，他的回忆浓缩成含有象征意义的观点。他的另一篇文章《回顾西班牙战争》是在五年后的另一次冲突中写的。他回忆起一个法西斯步兵沿着战壕的上方边提着裤子边跑着，他不忍心开枪射击。第二件回忆的事情复杂些，而且，奥威尔认为自己怀有耻辱感。一个来自巴塞罗那贫民区的孩子被无端怀疑偷了其他民兵的东西（奥威尔的一些雪茄烟也被偷了）。这个孩子被剥光衣服搜身，后来发现他是清白无辜的。开始认为他有罪的奥威尔竭力想弥补自己的过失，带男孩儿看电影，不断塞给他夹心糖果，巧克力。这种补偿对他而言是可怕的。但是，不体察他人情感来对待他人似乎更可怕。有一次，奥威尔与一个士兵争吵，身为下士的他硬让这个执拗的士兵站岗。那位巴塞罗那的“野孩子”最后成了奥威尔最忠诚的拥护者。

　　1943年，奥威尔仍能够一一叫出西班牙战友的名字。那些在西班牙死去的战友的身影仍历历在目。《一九八四》这部小说的很多素材取自于加泰罗尼亚。在他人生的第一次，在西班牙，他看到了与事实真相不相符的新闻，读到了虚构的战争报道，见证了勇敢作战却被斥为懦夫、叛徒的勇士。西班牙给他的最初的感觉是客观事实真相都“脱离了现实世界”。未来的历史书是根据掌权者的命令编写。奥威尔开始尝试把早期宗教思想同笼罩的极权主义联系起来。这意义非凡。由此，他认为这是由于对死后灵魂的信仰衰变造成的。他写道：“我们时代的主要问题是对人身永存不朽的信仰衰落。”不希冀神的判决，不在乎死后何事发生，独裁者随心所欲，为所欲为。面临的挑战就是要利用无神世界移位的宗教信仰为人类共同目标做些事情。

　　奥威尔的洋洋洒洒数万文字倾诉了自己及他人在西班牙内战的体验，他冷面客观，令人惊奇。他意识到，个人行为的根源并不经常可以马上在课本中用政治术语解释。“不是说法西斯主义有道理，”他向当时的一位记者说道，“但我的确认为许多法西斯分子个人有理由。”他接着说，战争是人与人之间进行的：意识形态只是背景而已。正是在这种情绪下，对于阿尔卡扎围困的报道，他感动不已。在这场战役中，一支遭围困的国民军苦战煎熬72天。奥威尔认为，仅仅因为同情的是另一方，就否认这个英雄行为，是虚伪的，没有必要的。尽管奥威尔持有不偏不倚的态度，但西班牙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将奥威尔政治化，而他的前段生活从未如此。西班牙认可他对于人类不屈不挠精神的信仰。也许，最重要的是，西班牙为他提供了一个背景，让他能够接近、接受这场蔓延在欧洲大陆较猛烈的，持续两年之久才消失的战火。与那个稍显天真无邪来自汉普思特德/维根的小伙相比，1937—1939年之间的奥威尔简直就像一只政治动物。第一次跃跃欲试加入政党，签署声明甚至……当第二次世界大战黑云滚滚时……准备直接参与政治行动。可以推测出，所有这一切都根源于西班牙的冲突。他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观也是如此。他认为社会主义可以代表着将社会主义看作改善生计途径的广大民众。奥威尔从来就不属于那种20世纪30年代盛行的浪漫的社会主义者。那些人急切渴望回归原始的，对抗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威廉·莫里斯式的共产主义。于他们而言，机器是散发邪恶气味毁坏一切的力量。“工人阶级注重物质利益无可厚非。”他在文章《回顾西班牙战争》中写道；“意识到填饱肚皮才能净化灵魂是正确的。这不能用价值观的标准，只能是时间的问题。”

　　西班牙留给奥威尔的还有令人感伤的馈赠物：垮掉的身体。西班牙的医生曾经对奥威尔声带的预测是悲观的，但最终却基本恢复。其实，他的真正问题无关乎那颗由狙击手射来的子弹。奥威尔长大成人后——他从缅甸回来——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比如，34岁时，他已得过四次肺炎，——这在当时无抗生素的时代是相当严重的，危险的——此外，他还得过登革热病，被迫从东方返回。那时每个见过他的人都说他瘦骨嶙峋，面容憔悴。阿拉贡前线凛冽的凌晨，潮湿的战壕，使他原本虚弱的病体更加糟糕。从西班牙回来的那段时间，他病倒又长达数月，客观公正地说，从此他的身体状况直线下滑，直至早逝。除了他的肺部疾病，奥威尔和艾琳还面临着经济的艰难困苦。生活拮据——奥威尔的收入在1937年末到1938年初一星期大概不会超过2英镑——奥威尔生病使得经济上更加窘迫。他们不得不向朋友借钱度日。记得英国有一年冬天，奇冷无比，为了防止奥威尔的肺部免受侵袭，他们打算到北非的摩洛哥疗养，多亏了一位匿名的捐助者，他们才得以成行。那时，奥威尔的写作生涯处于低谷，作品销售一直不太理想，与出版商还有点摩擦。不满失意的情绪从奥威尔个人言辞流露出来。健康不佳，写作上的挫折和英吉利海峡对岸的层层乌云都统统压在他的心头。他曾忧郁地在写给西里尔·康诺利的信中暗示：他们还真不如卷起铺盖卷去集中营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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