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传(35)

三五

　　奥威尔住在温莎大街的日子里似乎一直在努力工作。他给科林斯的信中提到他给即将发行的杂志《现代青年》（“一份败坏道德的杂志，有着同样道德败坏的名字”）写了好些短篇小说。月末的时候，通过理查德·里斯的引荐，他大胆地给T.S.艾略特在法贝的办公室写了封信，提出要翻译雅克·罗伯茨的一本关于下层人民生活的法国小说《夜美人》。奥威尔早期在给编辑和出版商的信中都透露着不自信。在这封信中，他在陈述自己为什么能做这份工作时，只是说，他对小说中描写的法国社会很熟悉，而且他比大多数英国人懂的法语俚语要多。艾略特就让他把小说寄给他看一下，但是，正如我们可以预见的，由于对小说作者不甚了解，更不用说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翻译家了，这件事情后来就没有消息、不了了之。奥威尔在这段时间把大量阅读作为一种消遣，在给布兰达·索尔科德的一封信中，还列出了一份长长的书单。此外，还会到肯瑟尔绿色公墓去转转，那是许多维多利亚时期作家的栖息地，他在那里细细研读碑文。同时，《现代青年》也由于拖欠印刷费用而被延期发行。圣诞节前夕，奥威尔离开了温莎大街。此前，他对下层生活的最后一次尝试以失败告终——他试图以酗酒的名义让警察逮捕自己。那是一个星期六，警察在麦尔路的尽头发现了他，周末他被监禁了起来，星期一早上被处6先令的罚款，但是因为他没钱付罚金，又被关了一天。不肯轻易放过任何有用素材的奥威尔很快将这段经历写给了《阿黛菲》杂志，后来又在《让叶兰继续飞扬》里面将它改写，放进戈登喝酒狂欢的一幕中去。

　　那年的后半年的某个时候，奥威尔从苏塞克斯郡给一个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起了很重要作用的一个人寄出了第一封信。莱昂那多·摩尔，是克里斯蒂与摩尔文学社的一个合作者，是弗朗西丝·菲尔兹的一个熟人，奥威尔给他写信，似乎是被梅布尔强迫的。那封信充斥着不自信的自谦，没有人知道摩尔是怎么处理那封信的。奥威尔觉得自己根本就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但还是给摩尔寄了两篇他可能用得着的短篇小说。同时，他还把《小人日记》的手稿寄给了艾略特在法贝的办公室，奥威尔很在意他跟艾略特之间哪怕一点点的薄弱的关系。此外，《现代青年》的出版商因为没有拿到杂志的印刷费用，没收了所有的作品，奥威尔也有2篇，他试图从出版商那儿把文章要回来。奥威尔几乎没有指望能激起摩尔的兴趣，结果摩尔却看了他的文章，不过对他的评价并不好。菲尔兹夫妇在1月初给奥威尔写了封信，奥威尔在回信中情绪低落，说他自己也知道那些文章写得不好，但是万一艾略特在法贝的办公室对《小人日记》感兴趣，就让摩尔来处理这件事。2月中旬，他寄了封信去询问，艾略特在法贝的办公室很快回复，拒绝了他。奥威尔把手稿给了梅布尔·菲尔兹，让她把稿子扔了，留下夹书的回形针就行了。

　　令人高兴的是，菲尔兹夫人是个比较坚定的人。她读了这本书，把它拿到斯特兰德·摩尔的办公室去，说服摩尔看看这本书。摩尔看了书之后，给奥威尔写了一封忠告信。在摩尔的出版社表示愿意帮他出版这本书之后，奥威尔在4月底又给摩尔写了封信，详述了书的遭遇：1930年6月份，他最早尝试将这本书寄给海角书局；1931年夏天，他将稿子改写之后又寄给他们；艾略特曾表示过少许的兴趣。如果你们有可能接受这本书，奥威尔提出，能否请你务必匿名出版，因为“我实在没法以它为荣”。既然如此，当初奥威尔干嘛又一心想让它出版呢？从奥威尔早先给摩尔的一些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出版业的一无所知，出版业人士提出的一些要求就足以将他吓住。接下来的几年里，摩尔的出版社才开始不断接受业外人士的一些建议，一些人找翻译做，还有一些询问那些最简单的出版流程。奥威尔和他们初次合作时，提到了他正在写作一首长诗，诗是关于伦敦一天的生活的，奥威尔说“这段时间结束的时候应该能写好”。这时，奥威尔突然想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这种文章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什么收益”，的确如此。他曾跟查托和温德斯出版社提出要翻译一本左拉的小说，可是，这份工作也不会给他带去太多的快乐。对于奥威尔这份不谙世事的天真，摩尔都容忍了，一方面显示了摩尔极好的耐心，另一方面也表明他的确对奥威尔的作品很感兴趣。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出，此时的奥威尔对于自己刚刚起步的事业，对于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作家都非常的迷茫。社会报道、长篇小说、文学翻译、“长”诗（在当时被看作古董的体裁）——所有这些在30年代早期的时候，似乎都曾符合他对文学道路的想法。这首关于伦敦的诗他断断续续写了好几年，最终以《伦敦乐事》为题发表，描述了《让叶兰继续飞扬》中戈登·康姆斯道克对闲暇时光的痴心追求。

　　奥威尔所说的“这段时间”的结束标志着他30年代早期生活的结束和他生活方式的转变。和许多其他战时苦苦奋斗的作家一样，奥威尔此时开始为还处于黑暗中的下层社会的私立学校工作，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在伦敦西部的赫斯霍桑高级中学找到给男生上课的工作的。伦敦当时有很多教育中介机构，很可能他是向其中的一家申请的。对于一个由当时的顶尖级学者培养出来的伊顿毕业生来说，即便他非常不喜欢伊顿的学习经历，到赫斯霍桑高中教书绝对是份掉价的工作。除了他，学校另外还有一个教员，那就是校长。全校学生不足20人，都是当地一些看不起公立学校的小资产阶级者的儿子。学校安排奥威尔住在学校的管理者尤恩森家的底楼，有2间屋子。尤恩森另外供职于当地一家生产“主人之声”牌唱片的工厂。跑到伦敦西部这个不知名的小地方来，迫于生计干了一份不喜欢的工作，奥威尔痛苦到了极点。盛夏的时候，他在给埃莉诺的信中提到了赫斯这个地方，“上面这个鬼地方”——就是信上寄信人的地址，“是我见过的最荒芜的地方之一”（在《牧师的女儿》倒数第二章，真实地再现了这里的环境氛围）。奥威尔和埃莉诺的友情也没有很大发展；尽管这封信是开学2个月后写的，埃莉诺连奥威尔的行踪都不知道。霍桑学校的这帮学生对奥威尔的印象是，课堂上很严肃，但课后话要多一些，随时乐意教你画油画，曾经带了他的一个学生到当地的沼泽地去收集沼气。那个学生还记得“这个不近人情的”布莱尔老师曾把他屁股打得一个星期坐不了凳子；但他对这段师生间的过节没有丝毫怨言。他还精心编排了一部戏剧，《查理二世》，这部戏剧在《牧师的女儿》中也写到了，故事情节复杂，服装设计也下了很大工夫。

　　隐居在这样一个小地方，很少有机会出去，奥威尔又开始写作了。从他这段时间的信件和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宗教有着极大的兴趣，尽管有时候是带着嘲弄的口吻，但其中仍然包含着真诚的本质；确切地说，他这方面的兴趣源于他对宗教用具的非常详尽的了解，还有对其中一些岌岌可危的问题的认识。可能，我们在这里讨论奥威尔的宗教“立场”的做法是不对的。他曾经对戴维·阿斯顿说过，要检验一个人是否忠诚，只要看他信不信有来世，言外之意就是，如果有人信来世，可见他是不虔诚的。但是，早在他事业的起步阶段，奥威尔就在研究何谓移位了的宗教敏感性。他认为，这个国家以及每个个体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认识并且积极调动丰富的人类情感，而直到最近，人类的情感才被引导到宗教教义的遵守上来。他花了6篇文章来陈述他的观点：人类已经失去了灵魂，而且还没有找到一个替代品。当他们真的找到了一些东西的时候，却是以极权主义和独裁政治的形式表达出来，操纵过去，无视未来，这对于前进中的30年代而言尤其危险。在同阿斯顿的那次谈话中，奥威尔指出，一个人的道德意识完全取决于他是否关心死后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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