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传(12)

一二

　　1917年5月，埃里克到达伊顿公学。热衷于分析伊顿经历的回忆录可以充塞整整一书架。安东尼·鲍威尔在离开伊顿后10年就想准确地传达这个地方给他最初的印象是什么，他是一位观察力敏锐的人，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伊顿麻痹了他的感受力。在刚刚到达伊顿的某一天，鲍威尔从书房的窗户朝外望去，看见一个15岁左右的男孩远远地从大街的另一端走来，他的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另一只手紧贴大腿提着一捆书，后脑勺戴着一顶礼帽，这种礼帽在40年代以前根据社会地位不同是有严格讲究的，最令人吃惊的是他的十分醒目的腿长裤短以及浅色袜，还有，他的一个肩膀比另外一个肩膀高，膝盖处微微弯曲，这个形象是典型的“伊顿懒人”的形象。唯一可以美化这个人形象的是，他正在哼着当时的一首流行歌曲。鲍威尔立刻呆若木文明用语，“这是我见到过的最世故练达的人。”他对伊顿的总体评价是，伊顿提供了“一个上演绚丽短剧的场所，有点调皮淘气的现实主义氛围，就像勃鲁盖尔的一幅画”。伊顿给鲍威尔最重要的印象是它展现出来的标准，其次是它冷静对待“布赖德谢尔德一代人”。在伊顿，人们不仅能看到多位前首相把自己的名字刻在课桌上，其实远非这一点，伊顿人把管理整个国家视为个人职责，这就像人们在说“如果你不会讲地道的法语，就永远无法享受巴黎”一样的清楚，而学校当局一直在默默无言坚持着的是，“如果你不学会文明的行为举止，英国就会成为不适合你住的地方了。”体验到这种感觉的并非鲍威尔一个人，康诺利就有过一次相似的感觉。当康诺利参加奖学金考试期间伫立在温莎桥上时，他注意到两个没精打采的伊顿学生在评论桥下船工的划桨方式，其中一个学生慢吞吞地说，“是的，那个名叫威尔金森的人不是一个很差的桨手。”

　　奥威尔对自己在伊顿度过的4年半的时间所发表的正式评论言语谨慎、字斟句酌，这些话出现在有专业水准的参考书上和写给那些不熟悉其著作的外国读者们看，他的言辞给人一种深思熟虑的感觉，用一些更加动情的话来表达他对往昔的不可更改的观点。例如，在《20世纪作家》一书中的1940年条目下，他写道，“1917—1921年，我在伊顿上学，我很幸运，获得奖学金，但是我读书不用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伊顿并没有在我一生性格的形成中留下太多的影响。”5年后，他在为一家文明用语杂志《评论》所撰写的简历中依然坚持说，“我呆在伊顿，只是因为获得了奖学金，我并不属于在那儿接受教育的绝大多数人的社会圈子。”然而，没有多久，他在《动物庄园》的乌克兰文的译本上对此说法做了小小的修改，“我在伊顿上学，这是一所费用最贵、最势利的英国私立学校，而我是通过获得奖学金进入该校的，否则的话，我们家根本无力负担我上这种类型的学校。”奥威尔在5年中所讲的这3段话清楚地暗示了3点：伊顿对他而言真是太好了；他是勉强留在那儿的；伊顿对他的性格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前两点的说法合情合理，而第三点的说法完全是在把人引入歧途，因为伊顿给予了奥威尔巨大的深远影响，在他离开伊顿之后，影响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标志没有哪一样东西能超过伊顿。

　　要弄清楚奥威尔在伊顿如何打发时间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因为伊顿的特色之一就是伊顿人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许多不言明的个人或者集体的行为很难穿透到外界。正是在这个时候，伊顿的学生人数骤升，有近1000人之多，分住在20幢房子里。实际上，因为人数众多，许多在此生活了5年的学生根本不可能同其他班级的学生交往，而在规模较小的学校里，全校学生几乎每天都得接触。这个时期，奥威尔“在伊顿”只参加有着明显文学特征的活动，就像哈罗德·阿克顿、安东尼·鲍威尔、西利尔·康诺利和布莱恩·霍华德一样。但是，从接受感来说，这并不意味着奥威尔认同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比奥威尔小一岁的阿克顿根据其外表记住了奥威尔；比奥威尔小两岁半的鲍威尔连这一点也未做到；甚至连1903年9月出身、比奥威尔晚3个学期进入伊顿的康诺利在伊顿看见奥威尔比在圣西普里安学校看见他少多了，他回忆说，奥威尔“非常偏激、超然离群”，永远在嘲笑“他们”，即：教师们、原伊顿的学生、牧师和文明用语的同学们。

　　围绕中心广场散布着许多大楼，离温莎大约一英里左右的距离，所以，伊顿的校园特色很难界定，因为它有宏伟壮观的建筑物、逶迤伸展到河边沼泽地的运动场；夏天，校园光辉灿烂，冬天，泰晤士河谷雾气萦绕。鲍威尔在《成长之路》的开篇章节中就描绘了在他心中孕育多年的情景：冬季降临河谷，雾霭升起于黄昏时分，弥漫于水草之上，直至房屋、城郊皆笼罩于淡淡的轻烟般的冷雾之中。房子变得有点奇形怪状，仿佛一只无形的手在随意地摆弄它们，把中心建筑和周围的房子全部变成了不规则的四边形。在中世纪的红砖建筑物里，久经风霜的遗物不断地发出幽光，令人沉思遐想……

　　除了建筑物可圈可点之外，伊顿其他方面的东西似乎都凝固在以往的历史中了。奥威尔注意到，伊顿的氛围几乎是近代之前的“喧嚣声”占主导地位。作为一个教育机构，伊顿实际上逃脱了阿诺德的教育改革，从而出现了19世纪的英国私立学校。关于这一点，来伊顿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同意，这就造就了伊顿成为一个非同寻常的地方：一个充满着隐匿秘密活动的傲慢实体；永远维持着正统的外表，但也悄悄地同情持不同政见者；贵族化但不绝对；自我管理；非常特殊。在这所宁静的校园里，奥威尔觉得，奖学金与他的巨大愿望极不相称。身为一名国王奖学金获得者，除了生活开支(大约一年25英镑)之外，可以免去一切费用，而奥威尔是被同时代的人称为“社会精英中的知识分子精英”中的一员。这些人住学校的房子，接受导师的监督，与住在校外宿舍的900名未获奖学金的学生有着明显的区别。大约70名获国王奖学金的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是他们推动着伊顿运转的轮子，他们是班长、是“流行”社团的成员、是一个由选举产生的28人的伊顿协会的成员，他们文质彬彬、举止优雅，享有某些特权，非常讲究衣着风格。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埃里克·文明用语首先是获国王奖学金的学生，其次才是伊顿人，因为他是28人伊顿协会中的第14名成员。每幢伊顿学生宿舍都是文明用语分开的，冬天，大门在5点钟上锁，这就造成了学生在宿舍内的纷争。获国王奖学金的学生们做得更绝：他们凭借着自身的智慧，集合在一起，采取了古已有之的做法。例如，第一年，埃里克和同伴们就侵占了低年级学生的寝室，这些寝室是分隔开的单间，位于天花板与屋顶之间。毫无疑问，埃里克对身处这个位置非常自豪；他在一封信中提到了“可恶的自费生”，后来，他与好几个住在“半空中”的成员往来，包括后来成为‘万灵’组织一成员和出庭律师的丹尼斯·丹内尔瑟、朗敦和拜占庭历史学家史蒂文·朗西曼。还有几张熟悉的脸，然而，埃里克对前圣西普里安学校的同学却很冷淡，例如威尔克斯夫妇的儿子约翰。不管怎么说，他对伊顿的最初的评价还是以赞扬为主。在某年的暑假中，埃里克又来到祖父家，与巴迪康姆一家再次相聚。杰辛莎从埃里克的言谈中了解到，如果他对圣西普里安学校持中立态度的话，那么，他认为惠灵顿是“糟糕的”，对伊顿“有兴趣，觉得快乐”。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像其他14岁的男孩一样，埃里克在上私立公学开始时是非常高兴的，保存下来的1917年的照片证实了这种假设。“与那个年龄的埃里克一模一样”，杰辛莎不由地啧啧称赞照片说，“快乐微笑的小男孩，有着一张快乐微笑的脸”。不管快乐与否，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任何正式的说法也是如此，那就是，埃里克打定主意在伊顿好好休息。毋庸置疑，他在伊顿是明明白白的松懈懒散。例如，米切尔莫斯说，在1917年的“半学年”(伊顿词汇，指“一学期”)，埃里克的拉丁文考试成绩垫底，而在圣西普里安学校时，成绩却是次次超过他。这种懒散并无特别之处，许多男孩子们为了通过奖学金考试而曾经奋发努力读书，一旦成功，都希望放松二、三年。埃里克的同代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大家一致认为，埃里克无疑是聪明绝顶的人，但是，如小威尔克斯所说，“我认为他并不用功”。奥威尔懒散的直接后果是学业上的一落千丈，最初，他获得语言学方面的奖学金，被认为是拉丁文的专家，很快就变成在这方面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了。后来有一阵子，他又尝试科学方面的学科，可是，他与普罗斯泼一起进行的“化学实验”表明了他并不具有搞科学的才能，而他却不这样认为。伊顿教育制度的“弊端”就在于对于相似智力的学生一门课程又一门课程地一起教下去，在一定的程度上，并不考虑智力较高学生的情况。一年之内，埃里克不仅被绝大多数人超过，而且似乎很高兴摆脱了学业的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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