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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期里,埃里克与普罗斯泼一起度过大部分时光,比如,做“化学实验”。有一次,他们俩动手制造威士忌,结果引起爆炸,惊醒一位睡觉的厨子,招来一顿臭骂。还有一位13岁的女学生与他们共同阅读文学著作,他们特别喜欢作家E.内斯比特的作品。埃里克在看书时,甚至利用他阿姨与费边社的关系竟能搞到茶来喝。他的强烈愿望就是成为一个著名的作家,他模仿莎士比亚,写了几个剧本,其中一个叫《男子和少女》,显然是派生于莎翁的《暴风雨》(剧中一个名叫米尔兰多的男巫师成了主角)。大约一年以后,埃里克把这个自创的剧本保留在一本旧笔记簿内,贴上的标签是“杰作2”。做化学实验、烤刺猬、写剧本、把台词大声地读给默不作声的女学生听,所有这一切都给埃里克带来了释放和轻松。可是,通观奥威尔的全部著作,有时候,人们会像斯莫尔威德先生所著的《荒屋》中的人物一样怀疑,奥威尔是否有过童年时期。正如一位研究奥威尔的学者曾经指出的那样,真是要作一番想像的努力,才能想到奥威尔曾经年轻过。1949年,奥威尔写信给重新联系上的杰辛莎,信中充满了挽歌式的悲情,也谈到了人们对《一九八四》的反应以及为自己日益衰败的健康而郁郁寡欢的心境。可是,这实在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人到中年,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要直接面对自己的过去。

  1914年的金色夏季,奥威尔还有其他事情要做。实际上,处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与爱德华时代初期的每一位英国作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的数周内都发表过一些言论。安东尼·鲍威尔住在文明用语近奥尔德肖特的营房里,他父亲的团部驻扎在那儿。他认为,战争是一种激烈的、残酷的、真实的东西:长途行军、伤亡情况,年轻的军官们一个月前还在走廊里边换上网球鞋边闲聊,现在却已葬身在佛兰德斯地区了。伊夫林·沃的哥哥亚历克记得在布莱克希思观看肯特进行板球比赛时,几个送电报的邮差给每位选手送来了征召入伍的通知。在《游上来吸口气》中,鲍林清醒地意识到了巨大的战争阴影的迫近,“有好几天……人们有一种奇怪而窒息的感觉,一种万籁俱静的感觉,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仿佛整个大英帝国都在屏息静听。”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在另外一次世界大战前很久,奥威尔在《祖国,向右还是向左》一文中记叙了他记住的这个时期的三件主要事情:7月底,报纸上出现了一幅德国皇帝凯泽的漫画;亨利的马车车夫在街上号啕大哭,因为他的马被征用了;成群结队的年轻人穿着当时最时髦的服装——高领衫、紧腿裤、常礼帽——争抢着绿色的晚报,一批一批地来到火车站,登车离开伦敦。“一天下午,一个报童抱着一捆报纸奔至商业大街,旋即,人们奔回自家的门廊,朝大街对面喊道,‘我们进来了!我们进来了!’”

  奥威尔可能没有亲眼目睹这桩独特的事件,但似乎很清楚,他看见了类似的事情,战争的爆发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阿弗丽尔的记忆与她兄弟的相一致,她曾经想像过,战争爆发之日,她兄弟就会回家,坐在妈妈床前,用“一种大人的腔调”与妈妈交谈,而6岁的小妹妹为他编织了一条彩色的围巾。战争爆发后不久,奥威尔受到征兵运动的鼓舞,写了一首充满爱国激情的诗《觉醒吧!英国的小伙子们》。很可能是在某一天,文明用语夫人把这首诗送至当地的《亨利和南牛津郡标准报》报社,该报在10月初刊登了它。

  啊!给我狮子般的力量

  狐狸般的智慧

  我就能扑向德国鬼子

  打得他们灵魂出窍

  诗的高潮是另外两行句子,号召小伙子们立刻应征入伍(如果祖国需要,你却一次次推掉/那你无疑是个胆小鬼了)。奥威尔的这首诗在圣西普里安学校大受欢迎,威尔克斯太太在全校学生集会上大声朗诵它。

  这是对一个男孩学校生活的生动描写:校长夫妇的赞许;有点得意洋洋的小男孩;沉默的敬佩。要是威尔克斯夫妇能够预见到,在他们表扬诗作者的想像力时,全场爆发出来的响亮的欢呼声,那么,他们对此事也许不会留下太深刻的印象了。没有记录下来埃里克对在圣西普里安学校度过5年的时间有何想法。后来,作为成年人的他认为,该校最应该受到谴责的是屈从于书本与考试的教育体系。没有一个人确切地知道,奥威尔是在什么时候写成散文《如此欢乐》(在英国,此文一直到1968年威尔克斯太太去世后才发表,目的是为了不要引起文字诽谤的诉讼),但是,早在1938年,奥威尔写给他在圣西普里安学校的同学西里尔·康诺利的两封信中已经暗示这篇文章的起源。其时,康诺利正在撰写《诺言的敌人》,其中包含了他与威尔克斯夫妇相处时的一些往事,为此竟意外地发现了同学之间的信件。“你说你发现了我以前写的几封信,对此,我喜忧参半,”奥威尔写道。“我真不知道你会怎么写圣西普里安学校的事情,对我而言,那是一场恐怖的梦魇,有时候,我在想,我现在仍然能咂摸到那儿的稀饭味道……”同年晚些时候,奥威尔又写了另外一封信,信中分析了他们俩在校时各自的立足点——奥威尔认为,康诺利“在各个方面都比自己更加成功”;另一方面,奥威尔自身的定位“是较为复杂的,实际上,受这样一个事实支配,那就是,我比周围的大多数人穷得多”——同时也回忆了他们两人对文学怀有的同样热情:黎明时分,两人争抢H.G.韦尔斯的书,当埃里克发现一本康普顿·麦肯瑟的具有煽动性的《凶街》时,争吵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虽然这封信的书写日期往前提了,或许提前了好几年,但是,奥威尔的第二封信传达了一些基本的东西:他相信自己并未成功;他意识到自己的相对贫困;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憎恨“那头污秽文明用语猥的肥母猪威尔克斯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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