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12)_奥威尔

十二

　　温斯顿用一个纸夹子轻轻地擦着他的鼻子。在对面那个小办公室中，铁洛逊同志仍在诡谲地对着听写器说话。他抬了一下头，眼镜上又闪出一下敌意的反光。温斯顿心里在寻思，铁洛逊在干的工作是不是同他自己的工作一样。这是完全可能的。这样困难的工作是从来不会交给一个人负责的；但另一方面，把这工作交给一个委员会来做，又等于是公开承认要进行伪造。很可能现在有多到十几个人在分别修改老大哥说过的话，将来由核心党内一个大智囊选用其中一个版本，重新加以编辑，再让人进行必要的反复核对，经过这一复杂工序后，最后那个当选的谎言就载入永久纪录，成为真理。

　　温斯顿不知道维瑟斯为什么失宠。也许是由于贪污，也许是由于失职。也许老大哥只是为了要除掉一个太得民心的下级。也许维瑟斯或者他亲近的某个人有倾向异端之嫌。也许——这是可能性最大的——只是因为清洗和化为乌有已成了政府运转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所以就发生了这件事。唯一真正的线索在于“提到非人”几个宇，这表明维瑟斯已经死了。并不是凡是有人被捕，你就可以作出这样的假定。有时他们获释出来，可以继续自由一两年，然后再被处决。也有很偶然的情况，你以为早已死了的人忽然象鬼魂一样出现在一次公开审判会上，他的供词又株连好几百个人，然后再销声匿迹，这次是永远不再出现了。但是，维瑟斯已是一个非人(unperson)。他并不存在；他从来没有存在过。因此温斯顿决定，仅仅改变老大哥发言的倾向是不够的。最好是把发言内容改为同原来话题完全不相干的事。

　　他可以把发言内容改为一般常见的对叛国犯和思想犯的谴责，但这有些太明显了，而捏造前线的一场胜利，或者第九个三年计划超额生产的胜利，又会带来太复杂的修改记录工作。最好是来个纯粹虚构幻想。突然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叫做奥吉尔维同志的人的形象，好象是现成的一样，这个人最近在作战中英勇牺牲。有的时候老大哥的命令是表扬某个低微的普通党员的，那是因为他认为这个人的生与死是值得别人仿效的榜样。今天他应该表扬奥吉尔维同志。不错，根本没有奥吉尔维同志这样一个人，但是只要印上几行字，伪造几张照片，就可以马上使他存在。

　　温斯顿想了一会儿，然后把听写器拉了过来，开始用大家听惯了的老大哥腔调口授起来，这个腔调既有军人味道又有学究口气，而且，由于使用先提问题又马上加以回答的手法(“同志们，我们从这个事实中得出什么教训呢？教训——这也是英社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等等，等等)，很容易模仿。

　　奥吉尔维同志在三岁的时候，除了一面鼓、一挺轻机枪、一架直升飞机模型以外，其他什么玩具都不要。六岁的时候他参加了少年侦察队，这比一般要提早一年，对他特殊照顾，放宽规定；九岁担任队长。十一岁时他在偷听到他的叔叔讲了他觉得有罪的话以后向思想警察作了揭发。十七岁时他担任了少年反性同盟的区队长。十九岁时他设计了一种手榴弹，被和平部采用，首次试验时扔了一枚就炸死了三十一个欧亚国战俘。二十三岁时他作战牺牲。当时他携带重要文件在印度洋上空飞行，遭到敌人喷气机追击，他就身上系了机枪，跳出直升飞机，带着文件沉入海底——这一结局，老大哥说，不能不使人感到羡慕。老大哥还对奥吉尔维同志一生的纯洁和忠诚又说了几句话。他不沾烟酒，除了每天在健身房作操的一小时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文娱活动，立誓过独身生活，认为结婚和照顾家庭与一天二十四小时全部奉公是不相容的。他除了英社原则以外没有别的谈话题目，除了击败欧亚国敌人和搜捕间谍、破坏分子、思想犯、叛国犯以外没有别的生活目的。

　　温斯顿考虑了很久，要不要授与奥吉尔维同志特殊勋章；最后决定还是不给他，因为这会需要进行不必要的反复核查。

　　他又看一眼对面小办公室里的那个对手。似乎有什么东西告诉他，铁洛逊一定也在干他同样的工作。没有办法知道究竟谁的版本最后得到采用，但是他深信一定是自己的那个版本。一个小时以前还没有想到过的奥吉尔维同志，如今已成了事实。他觉得很奇怪，你能够创造死人，却不能创造活人。在现实中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奥吉尔维同志，如今却存在于过去之中，一旦伪造工作被遗忘后，他就会象查理曼大王或者凯撒大帝一样真实地存在，所根据的是同样的证据。

　　第一部第5节

　　在地下深处、天花板低低的食堂里，午饭的队伍挪动得很慢。屋子里已经很满了，人声喧哗。柜台上铁窗里面炖菜的蒸气往外直冒，带有一种铁腥的酸味，却盖不过胜利牌杜松子酒的酒气。在屋子的那一头有一个小酒吧，其实只不过是墙上的一个小洞，花一角钱可以在那里买到一大杯杜松子酒。

　　“正是我要找的人，”温斯顿背后有人说。

　　他转过身去，原来是他的朋友赛麦，是在研究司工作的。也许确切地说，谈不上是“朋友”。如今时世，没有朋友，只有同志。不过同某一些同志来往，比别的同志愉快一些。赛麦是个语言学家，新话专家。说实在的，他是目前一大批正在编辑新话词典十一版的专家之一。他个子很小，比温斯顿还小，一头黑发，眼睛突出，带有既悲伤又嘲弄的神色，在他同你说话的时候，他的大眼睛似乎在仔细地探索着你的脸。

　　“我想问你一下，你有没有刀片？”他说。

　　“一片也没有！”温斯顿有些心虚似的急忙说。“我到处都问过了。它们不再存在了。”

　　人人都问你要刀片。事实上，他攒了两片没有用过的刀片。几个月来刀片一直缺货。不论什么时候，总有一些必需品，党营商店里无法供应。有时是扣子，有时是线，有时是鞋带；现在是刀片。你只有偷偷摸摸地到“自由”市上去掏才能搞到一些。

　　“我这一片已经用了六个星期了，”他不真实地补充一句。队伍又往前进了一步。他们停下来时他又回过头来对着赛麦。他们两人都从柜台边上一堆铁盘中取了一只油腻腻的盘子。

　　“你昨天没有去看吊死战俘吗？”赛麦问。

　　“我有工作，”温斯顿冷淡地说。“我想可以从电影上看到吧。”

　　“这可太差劲了，”赛麦说。

　　他的嘲笑的眼光在温斯顿的脸上转来转去。“我知道你，”他的眼睛似乎在说，“我看穿了你，我很明白，你为什么不去看吊死战俘。”以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赛麦思想正统，到了恶毒的程度。他常常会幸灾乐祸得令人厌恶地谈论直升飞机对敌人村庄的袭击，思想犯的审讯和招供，友爱部地下室里的处决。同他谈话主要是要设法把他从这种话题引开去，尽可能用有关新话的技术问题来套住他，因为他对此有兴趣，也是个权威。温斯顿把脑袋转开去一些，避免他黑色大眼睛的探索。

　　“吊得很干净利落，”赛麦回忆说。“不过我觉得他们把他们的脚绑了起来，这是美中不足。我欢喜看他们双脚乱蹦乱跳。尤其是，到最后，舌头伸了出来，颜色发青——很青很青。我喜欢看这种小地方。”

　　“下一个！”穿着白围裙的无产者手中拿着一个勺子叫道。

　　温斯顿和赛麦把他们的盘子放在铁窗下。那个工人马上绘他们的盘子里盛了一份中饭——一盒暗红色的炖菜，一块面包，一小块干酪，一杯无奶的胜利咖啡，一片糖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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