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札记(2)_六十年代

60年代札记(2)

　　邦扎尔宣称他支持原则政治，但是跟着就用一种使事物看起来可笑的、被误导的、让人无法认同的方式阐释我们历史上伪所有事例。在这种解释过程中，他歪曲了那种历史的一大部分。最突出的例子是他对平民主义者的解释。邦扎尔把他们的领袖描写为被一种“阴谋理论”迷住了，说他们反问米特人，恐惧盎格鲁人，是恐英的和乡土主义者，还说他们专心致力于空洞或不适合或二者兼而有之的改革计划。在这种描写中除了真理，什么都写到了。邦扎尔把他对平民主义的理解建立在十到二十年前风行一时的旧模式上面，但这种理解很快就被有效地粉碎了……因为邦扎尔既没有意识到近来的学术发展，也不愿意承认对他论美国左派历史的简单化观点所提出的挑战……

　　梅瑞狄斯开始了他的从孟斐斯到密西西比的游行示威，他说，黑人什么都不怕。他原来就相信这一点吗？仅仅是几年前，当他试图与奥尔小姐共结连理的时候，梅瑞狄斯亲身体验了一场盎格鲁一萨克逊人的怒火，那怒火一直在那里等待着胆敢向既有模式挑战的人……

　　假如海瑞秋斯没有遭到枪击，他会安然无恙地完成他的示威进军吗？我想通常的反应是，他完成这次示威是因为他幸运地受到名声和公开性的保护。普通黑人农民永远不会愚蠢地认为自己的寂寂无闻和孤单无助同样会是一种保护。几乎没有人（不管他们是什么复杂的种族）有能力平静地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肉体伤害，也许是死亡。有的人也许会装模做样地告诉别人他们能，有的人会天真地期望他们会。听到梅瑞秋斯被枪击后人们表现出震惊，这是因为人们心中先有一个假设认为“他们不敢！”但是他们真的敢……黑人社会里对此可能会出现的常人的反应——梅瑞狄斯身上有某种超人的东西——不是减少了恐惧，而是加倍地恐惧。加倍的愤怒。加信的幻想破灭的感觉，再不相信继续依靠非暴力的方式会带来好处。

　　在日积月累的沮丧感的重压下，公民权利运动在梅瑞狄斯示威前开始转移了阵地，这一转变有由于黑豹党（Black Panthers）的新近出现而得到了戏剧性的象征表现。拒绝“政治”，强调“黑色”，他们拒绝了迄今为止被神圣化了的反种族隔离的策略。谁会说他们的“异化”不是对白人美国那种似乎永无止境的托词的一种适当的反应呢？

　　海瑞狄斯被枪杀注定要扩大到未受影响的阶层中去。他开始他的示威进军是为了表示“进步”并激起希望。受到一颗子弹的激励么？在海瑞狄斯被打倒的时候还有希望吗？难说。梅瑞秋斯这位认知上的乐观主义者已经无意中在民权阶层内加强了日益增长的悲观主义。

　　——《乡野之声》，1996

　　贬低对我们政策和制度的一切结构批评的对立面就是夸大“司空见惯的政治”的成就，暗示我们的政治制度在调和阶级和利益集团的关系方面做得是那么出色，以至于无需尖锐的反对和抗议。“左派对美国社会的批评……看不到我们民主制度创造性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使美国集中的经济权力越来越服务于整个社会”。

　　邦扎尔指的是什么？肯定不是指百分之二的美国家庭拥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全部企业股票（一种自20年代以来的不断增长的集中）。也不会是两三百个家庭控制着150家“超级公司”的大量股票。当然也不是指1959年19个收入超过500万美元的美国家庭中有五个根本不交收入所得税，而交税最多的家庭中没有一家是来自剩下的14家当中。

　　邦扎尔喜欢把我们的政治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进行对照。他宣称，我们的制度重视创造，为对立的力量提供自由竞争、获取民众支持的机会，保证“社会中的差别得到同情的理解、理性的讨论与和平的解决。”

　　既然我和邦扎尔都生活在同一国度里，那么至少是生活在不同的思想领域内。对于我来说——那些应受到谴责的左派之———邦扎尔关于极权主义制度的定义并不直接反对我们的制度，而是与之非常相似：一个“封闭社会的稳定而有纪律的世界，其重心是保持稳定。和谐、统一、秩序——这些是要考虑的主题。”

　　——《乡野之声》，1967

　　今天，我们并不缺少对美国权力的批评。与很多激进的批评家不同，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美国权力和新官僚》中）并没有通过夸大那些国际上反对我们的人的纯洁或善良来建立起他自己反对我国外交政策的方案。他机智地反对美国官方的观点，即认为我们的干预主义政策只不过是对苏联侵略的一种防御反应，我们的干涉只是为了保卫亚洲（或非洲或拉丁美洲）免受共产党极权主义的威胁，同时他也……指出苏联以其野蛮和欺骗巩固了它的东欧帝国。他知道反对我们帝国主义冒险的力量非常强大，因此，无需掩饰我们“对手”的力量……

　　另外，他强调说…。最后我们来到了巴黎的谈判桌前，不是因为和平运动已经使我们有权干预别国事务的思想产生了根本的变化，而只是因为公众已经逐渐感觉到卷入越南正在让我们付出太多的代价…人们可能说，乔姆斯基错误免把和平运动没有产生根本性的成果看成是不愿意为他们去尝试…但基本事实仍然如乔姆斯基所陈述的那样：大多数反战人士认为约翰逊是一个篡夺权力人，越南是一个失误；一般来讲，他们认为，我们不干涉别国的事务——或者当我们干涉的时候，那只是因为有人一定要强制推行某种一可以接受的”社会和政治的组织模式……自由派知识分子已做出很多努力来鼓励这种在我国（尤其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中）现已很普及的观点：大众是“客体”，不能够表达政治，应由一方或另一方来“控制”他们。这种观点的影响不言自明。

　　——《新共和》，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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