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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发生的60年代运动(1)


  /文:大卫·艾普特

  大卫·艾鲁特(以下简称“大卫”);从本成田机场运动中,我发现有趣的地方是它代表着农民与激进分子的联合。农民开始起来捍卫自己的私有财产,对政府采取激进态度;而激进分子大多从学生时期就是左派人士,基本上都深入地卷入过反对越战的示威游行。这一运动到现在几乎持续了二十年—一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

  《社会文本》记者(以下简称“记者”):我们正在思索这一事件的创造性。其绝大多数左派运动从未能够动员起这样一个社会基础,惟一以与之相比的是欧洲发生的生态运动,但也实在发生得太晚,不能够作如此的联系……

  大卫:这是问题的关键。这种社会基础标志着日本左派的发端。我们今天称之为环境的、生态的,或污染的问题都是如此。这一联合的左派可以追溯到本世纪之初,追溯到安汐(AShiO)铜矿工人罢工。日本第一个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污染对矿工生活的损害(现代炼钢科技带来的后果)来看待阶级斗争。政府和工业界都不认为铜的开采带来的伤害和死亡应该是他们的责任。因此便产生了安汐暴动。在一定意义上促成了日本左派在1906—1907年前后的形成。它开始于这样的社会基础,再加上一帮激进的基督教徒。这些基督教徒属于较早产生的新教,后来逐渐从传布福音转向社会问题。这一运动涉及到一些很有名的人物,有些是从宗教人士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有些人开始阅读列宁的著作。但日本政治左派主要开始于具体的问题上。即使运动是派生的,用来发动工人的思想是从国外引进的,但由于这样的一些问题及其参与者——矿工、渔民、农民、工人和他们与激进学生的联盟,这一左派有着货真价实的真实性。后者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要。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农民佃户的激进。在二战前,在某些城区,共产党和社会党就很有势力。激进运动的发动工作的一个障碍是:为了在日本组织活动,如何处理以前对人民许下的承诺,如何处理人民对小团体的忠诚,这些始终都很成问题。对于工会的会员来讲,忠诚应该高于好斗,这样,工会才会是大部分公司的联合,在日本有极少数激进工会几乎还没有达到工会的一般要求。如果你是一名日本的工会会员,你很可能会全力支持你的公司。假设你为本田或什么公司工作,你的重要对手将会是丰田,而不是你自己的老板。因而左派面临的巨大困难就是如何确立一个日本人能够认可的真正的阶级斗争。地主和农民的矛盾是一种,农民的边缘化是另一种,但同时反对二者是日本群体关系的一个传统,在过去与叫做gumi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男人去工作、打仗、学习、参加五人队(一种由关系密切的男人结成的组织,在某些范围内,这种组织仍然存在)。社团的这一传统使阶级观念的确立陷入绝望。一个人在反对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时候可以激进,但也应该支持社区的组织。

  记者:这种组织是从哪里产生的?是从单独一个村庄里产生的么?

  大卫:一个小村庄,或一所学校。长期以来,该组织生存下来,并通过强制得到了加强。最重要的一点是日本人在相互关系中很仪式化,即使是在左派中,语言本身把人们按年龄、职业、地域和社会地位大致地分开。举例说,一个在学校里年级比你高的人到了公司里却没你的职位高,这一称呼他的方式就会与他只是个下级的情况很不同。有的人可以走上来,在上级的背上猛拍一巴掌,以提醒他,论年龄,自己长过他。怎样称呼这样的下级才得体呢?就这一称呼方式也会有好大的争论。因此,这是一个地位、年龄等所有细小方面的差别都渗透进语言里的国家,这使左派更加难以开展工作。

  但是,日本也有一段真正属于左派的历史。一战后,在日本共产党形成的过程中产生的左派还是有可以夸耀的地方的。

  记者:是不是像欧洲或美国那样是从旧的社会党中分裂出来的?

  大卫:是。但也吸收了一些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方面更具个性的人,如学者、文人作为新成员加入组织,但不吸纳分离前就参加组织的人。马克思主义者的运动至少是从1906年到大约1926年,在日本最负盛名的大学东京大学开始的。那时叫东京帝国大学。人们在秘密的团体里碰头,在经过改造的能藏人的房子和地点见面,这是一种秘密的事情,因为警察总是在追捕他们。

  记者:在那些日子里,共产党还是非法的,是吗?

  大卫:日本共产党直到二战结束之前都是非法的。但秘密状态的早期形式大致在日期上要早于共产党的建立。在组织的早期形式里,人们以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本为中心,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产生了一批与众不同的知识分子。他们过去常常从芝加哥查尔斯·克尔(Chenes Kerr)购买大量的书籍。有些还到美国旅行过。共产党成立的时候,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早期组织已经建立了一种很日本化的特殊的左派传统。你甚至可以加入到最激进的组织里去——我曾研究过激进派别,他们有时会互相杀害,一些激进派组织接近于恐怖主义。但在组织内部,你会发现他们都清醒地意识到对别人的需要;对待某个个人的问题、需要、压力等,都有一种几乎是微妙的与众不同的感觉。对于日本新左派,这些就抽象为一种对共产党权力主义的憎恨。但是,即使在30年代和40年代,特别是他们坚持要遵循莫斯科路线的时候,也总是有权力主义的反对派。日本党有着双重特点:一部分是共产国际等的特点,但也有些另类的根勉强的倾向,而这些倾向在日本党内所覆盖的范围比我熟悉的任何一个共产党都要大。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最重要的人物在分裂为党的路线的反对派之后仍旧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成了新左派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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