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何时是新的(6)_六十年代

新左派何时是新的(6)

　　这是一代人的运动，而不是一个阶级、一个种族或具体利益、具体问题的运动。这是由他们父辈塑造而成的一代人，是战后流向郊区的移民和职业社团邻近大城市造就的一代。在那儿，幸福成为经济安全和最大量消费的同义词。作为一种反应，新的一代试图创造多种不同的政治，试图创造一个乌托邦社区；事实上，人们可以认为新的政治是这种公有社会冲动的产物。一些人在南部乡间的贫民区里寻找这种社区，而另一些人就在北部城市的移民区里寻找。一个小的但是重要的群体在中心城市里建立了一种反文化：东村的艺术，弗吉尼亚、加利福尼亚和佛蒙特的农业，明尼苏达和纽约州的手工业。这些先锋派运动有很多形式上革新的痕迹，但是，他们深信，改革制度的努力注定会被对手所吸收。因此对自由社会的批评便采用了这一运动的形式，在生活、工作和性的空间里寻找艺术和生活之间的联系，在自给农业和小手工业的基础上，保持一种互补的经济。

　　也许会有人反对说公有社会的运动是天真的，它们的成功，大的方面讲，取决于美国长期的富足；小的方面讲，取决于越战产生的经济膨胀。确实，“参与民主”的观念、理想社会的观念、反文化的观念是过于武断的，从历史的角度讲也是过于具体的。但是，将其特征归结为阶级根源，或者把他们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作为自我陶醉或更坏的东西而一笔勾销，实际上就是从社会保守主义的角度来看待整个事物。

　　在60年代确实有两种反文化。我指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反文化，那些从事直接民主政治的人，那些用新的方式组织传统的选民的人。第二类是文化的激进主义分子，艺术家、作家和尤为重要的摇滚乐手及他们的听众。对他们来讲，性爱革命是一种政治运动。辨别这两种倾向之间的差别是很重要的。即使它们有某些一致的地方，在它们之间也还存在着相互明显的敌意。文化激进分子认为，国家及其机构内部斗争是没有希望的，也是不切实际的。对他们而言，重要的问题是自由，是与众不同的自由，从政治方面讲是脱离政府的自由。这一信条并不妨碍他们的政治行动，但是其形式是不同的：在中央公园和其他地方进行吸烟聚会和嬉皮士的自由活动，这些公开的违法行为明显表现出他们蔑视一切的态度；在下东区、旧金山的黑什伯里和其他城市搞建筑艺术和文化社团；在咖啡馆朗诵诗和故事；新的衣着方式，新的性标准，以及暗中传递毒品的音乐会等等。

　　像“性、毒品和摇滚乐”这样的口号没有能够遍及60年代社会现实的很多阶层，经济的反传统文化群体，村落和各类其他社区最终屈服于人际间的争吵、外部的经济压力，或政府机构的挑拨等诸如此类的事情，这些都无关紧要。在人们记忆中留下的不是这一代人那种误把人数增加当作是政治权力的狂妄自大，也不是那些赋予自己以神秘力量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傲慢；这些越轨的行为只不过是历史遗忘症的表面现象。美国的过去和其他国家的过去一样神秘，在生活中占有的分量也和其他国家的过去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的分量一样重。区别在于美国人普遍认为，只有那些光荣的部分才构成他们的传统，是美国人就应该克服一切困难。因此，新左派在双重意义上是美国式的：它试图为今天创造一个新的过去，而不是追寻真正的过去。它用一种尼采的方式宣称他们的愿望终获实现，并有无限的能力以自己的形象塑造未来。60年代的文化政治留有神秘因素的痕迹，从根本上不同于法国以外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在法国，“一切力量在于想像”的口号代替了所有的传统关怀。

　　当时，学生和青年运动的很多老朋友都惊讶于新活跃分子的傲慢与自大。我们把他们对政治和社会界线的忽略归于他们的缺乏经验、傲慢和妄自尊大。当然，这些大多是准确的。海登对批评无动于衷；卡尔·惠特曼，这个真正发起纽瓦克计划的人，其说教到了一种荒谬的程度；其他人也同样为他们的组织无所不能这样的幻觉所困扰。这些因素都是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和其他团体，如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西海岸自由之声和反战活跃分子，以及北方学生运动之中产生反对派的根源。另一方面，共同的信心和使命感为他们带来了成绩。1965年4月，华盛顿爆发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为反对越战而举行的宏大示威游行。但是，该组织没有针对这一事件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以致各种各样的社会民主人士和激进分子都抱着怀疑的态度冷眼旁观。而像马斯特、斯陶顿·林德（Stoaushton Lynd）、杰利·鲁宾（Jerry Rubin）和我本人也不得不为四月游行和壮大的反战队伍进行联络工作。令人震惊的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领导人仍然相信他们的未来有赖于在穷人和边缘团体中间建立地方组织。这一观点的主要传播者是海登，此人后来成为有名的反战活跃分子。

　　1964年，维因斯坦（Jim Weinstein）把办了四年之久的《左派研究》从他的出生地威斯康辛的麦迪逊带到了纽约。杂志是由学生在威廉·威廉斯的指导下发起的。威廉斯是威斯康辛大学的历史教授；现在人们广泛认为是他领导了美国历史文学创作派，也被人称为修正主义派。威廉斯与瓦尔特·米尔斯一起公开敦促年轻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活跃分子同一切传统激进主义方式决裂，特别是同把神圣的历史权力赋予工人阶级的那些信条决裂。布尔什维克革命对于美国左派的命运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

　　50年代后期，威廉斯聚集了一大批学生。他们当中有些是来自年轻的共产党国家的难民，像维因斯坦、戴维·易金斯（Dave Eakins）、马提·斯克拉（MarlySklar）、麦克尔·雷伯维茨（Michael Leibowitz）和罗思·拉道施（Ron Radosh）。他又吸收了一些更有前途的年轻历史学家，很多人还太过年轻，不能够胜任领导50年代业已组织起来的左派。但是，他们同情激进的政治家。总的来说，这可能是那个时期所有美国大学中拥有最多有才华、有头脑的追随者的。《左派研究》的建立旨在为一个新的左派的发展提供知识方面的援助。它的第一个议题在新的年代一到来的时候就提出了。它刊登了米尔斯的《致新左派的一封信》作为这一知识分子先锋组织在《休伦港宣言》之前的宣言。信中米尔斯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美国新左派的信条：放弃劳工哲学；不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陷入涉及苏联、中国或者任何美国之外其他国家的争论；重新发掘美国传统，特别是建立一个民主社会的承诺以及平等和团结，反对大公司在美国生活所有方面的统治；支持国外的民主自由运动，但不支持任何具体形式的政府——这些只是简要的指导性原则，它们成为《左派研究》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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