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何时是新的(3)_六十年代

新左派何时是新的(3)

　　约克维勒（York Ville）曾经是德国的机械师和匈牙利的劳工们居住的地方，是和美国塞斯特斯各普一样的工厂。50年代初，我就曾经在里面工作过。这里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很时髦的东区。该区在议会中的利益是由温和的洛克菲勒共和党来代表的，但该地区仍然有一个工人选民支持的很有实力的民主党地方组织。这些地区来了一个年轻的左派律师，他同约克维勒领袖们以及党的老战士哈灵顿一起从事改革运动。他就是刑事案件律师马克·雷恩（Mark Lane），专门代表黑人和拉丁美洲裔人去打那些看来毫无希望的刑事案。他对引起公众注意有着准确无误的感觉，能够凭第六感官敏感地抓住公众的政治想像力，他拥有一种非凡的才华，这使他走上了成功的职业政治生涯。但是，他不是生来就有一种特别生气或超然毅力的人。在私下的交谈中，他是害羞的，只有在面对广大听众的时候，他的言辞才会激烈起来。在约克维勒的莱克星顿大街，他在贫民屋中租了一间房，这种地方现在已经差不多完全消失了。他最近也与他那作演员和流行歌手的妻子玛莎·施拉姆（Martha Schlamme）分了手。我们是经由他的姐夫比尔·努周介绍认识的。比尔·努周是卡车司机、汽车司机、仓库工人和佣工国际工人兄弟会的一名官员，他也曾一度荣耀过，在50年代后期出任过这一命运不佳的兄弟会的主席。他实际上已成为纽约劳工界的重要人物，使该会没有放弃工会运动，但现在他只是兄弟会在当地的一个业务代理。努周要求我为雷恩进入州议会出一份力，虽然我当时住在新泽西的纽瓦克，但我还是答应了他。现任民主党领袖的防守已不如平常了，主要是因为在维托·莫坎托尼奥的左翼党失势之后跟随着爱尔兰和意大利高政治家的东哈莱姆地区波多黎各选民开始追求自己的生活，但马克·雷恩由于为贫穷的波多黎各人代理案件而赢得了声誉。

　　雷思后来在立法界度过了短暂而有光彩的一段时间，也因此成为引人争议的人物。他的最大成绩就是揭露共和党议会发言人卡利奥和一帮商人为掩盖丑闻而制定的非法计划。那个丑闻后来导致卡利奥下一次选举失败，而雷恩本人则一跃成为推行廉洁政府的政治家和和平运动活动分子中的明星。到1961年底，他召集包括我在内的支持者举行小规模的会议，以决定他是否应该寻求第十九选区改革民主党的提名。这个选区是“U”形，开始于西区，接着在巴特雷弯过来，最后到达下东区。里奥纳多·法布斯特恩（LeonardFarbstein）是它的代表，这是在几近传奇式的人物卡米思·德·萨皮奥（Carmine De Sapio）领导下，仍然强有力的民主党政治机器的一个产物。法布斯特恩并不比纽约议会代表团中其他议员更差。他在这架政治机器之外的政治基础是下东区十分传统的犹太社会。但这一曾经令人生畏的政治力量由于人员向郊外和向布鲁科林的流出、波多黎各人的大量涌入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地位，1960年改革派成功地击败了萨皮奥本人，第一次赢得了西区大多数俱乐部的控制权。其他严重的挑战在切尔西（Chelsea）地区加剧。在这一地区，新的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负责的合作机构正在取代码头的贫民窟。为了同法布斯特思较量一番，雷恩首先必须完成改革运动，虽然在阿尔班尼，他是最有名的主张改革的立法者，但他还不是这一地区的居民，该地区其他改革者也想得到提名。

　　1962年上半年，雷恩请我做他的竞选经纪人。我们一起进入了一个较上层的权力圈子，这个圈子里有那时还没有着穿竞选的哈灵顿，刚刚宣布参加议会竞选的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还有曾在维托·莫坎托尼奥的组织中做过头头、现在在约克维勒民主党的俱乐部里表现活跃的沃勒斯特恩。从一开始，雷恩就被指控为是外乡人，身边都是一帮来自外地的政治投机者。但是，他的竞选活动受挫是由于另一个也许是更致命的弱点：他总是为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一个组织去战斗，这些问题对他来说，如果不是全不相干，也是次要的。因为改革运动是一种反体制的联合，其主要周的是消除民主党内的腐败现象，这些腐败现象主要是指接受资助方面。简而言之，改革涉及到程序的修改和一种适用于专众人士亿社会极分，以确保被选举出来的官员是民主选举的结果，最优秀的人士会得到这些工作。在这些问题上，雷恩说得很响亮，但口惠而实不至，实际上过多地注意了那些推举候选人的人。他以对公共问题的关注参选，虽然在一开始议会竞选的时候，他不得不广泛地使用反腐败的主题。1962年春，我们试图通过提出加强美国对越南的干涉，不断提高对贫穷的关注，以及改善本区摆展居住条件和工作状况的重要性等问题来猛烈攻击那些改革派。事实上，在竞选的最后，所有候选人都对霍恩翩纲领作出反应，认为越南问题是令人费解的，不正常的。不过，就运动本身而言，这些都是次要的问题。纽约、伊里游、加利福尼亚和其他地方的改革民主党显然是站在党的自由派的立场上，但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控制的问题，而越南问题、核武器和公民权利与该宗旨并无多大关系。另一方面，雷恩认为议会是制定国家政策的地方，程序问题使他毫无耐心。

　　改革运动是美国政治新风格的一个早在体现，大批中层职业人士和小工商业者参加了史蒂文森的竞选运动，这使民主党成为一个群众组织，成为一个超越领导人联盟的劳工、黑人、职业政治家和一部分资本家的群众组织第一次有了可能。在这里，中心问题是纯洁政府和人民政治而不是和平、公民权利和经济公平，虽然，毫无疑问，运动会成为解决这些传统问题的手段。实际上，这一新的政治阶层的一个最大的也是最后的胜利就是其典范人物，来自南达科他的历史教师乔治·麦克高文（George McGovern）获得了总统提名，成为政治家。

　　雷恩在争取权力的斗争中失败了，不久，他就退出了议会的席位。他的以经济公正问题至上为基点的政治迅速退出了政治舞台。后来，他通过对肯尼迪遇刺事件无休止地秘密调查这种相当古怪的方式重新进入了60年代的话语中。

　　整个60年代，我都与伊夫林·利奥普尔德（EvelynLeopold）保持着友谊。雷恩竞选的时候，他正在参加考什竞选的那些主要的活动。考什是代表村独立民主党参加竞选的，当时，伊什林与数位“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领导人住在西区第二十一街。她是在1960年编辑道格拉斯大学学报的时候遇见他们的。海登那时是《密歇根日报》的编辑，正组织大学学报的编辑们争取公民权利。我第一次来到二十一街，是汉伯接待了我。他是当地居民，现在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负责人。他身上沾满了油墨，哈灵顿在1962年春末仍然被“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视为有经验可信赖的顾问一类的人物。与他的妻子凯西（Casey）住在公寓里的海登和哈灵顿一样是有着爱尔兰天主教背景的中产阶级的半西方人。像哈灵顿一样，他举例说明格言“你可以把孩子带出教堂，但却不能把教堂从孩子心中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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