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断代(10)_六十年代

60年代断代(10)

　　6．在梅斯特拉（Maestta）群岭中

　　如果我们不能揭示其中明显的动力（机制），并通过对这一实验室境况的某种人为简化，在完全不同并且遥远的社会实践领域中发现强烈的相似之处甚至相应关系的话，所有这些将不过是围绕着一个非常专门（或“高雅”）领域的冗长的题外话。我们现在在第三世界60年代的革命实践和理论这类完全不同的现实中看到的正是对一种共有历时节奏或“遗传密码”的复制。

　　从一开始，古巴革命就申明自己的独创性，声称它完全不同于传统形式的革命实践，是一种全新的革命理论。实际上，与切·格瓦拉密切相关并在里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g）那本极有影响的小册子《革命内部的革命？》中得以系统地理论化的“游击中心”理论就声称自己（如书名所说的那样）既反对那种更传统的列宁主义政党实践观，又不赞成中国革命第一步主要是夺取政权的经验（后来这被命名为“毛主义”，而中国自己“革命内部的革命”，或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却直到古巴策略的命运被决定以后，才为外边的世界所瞩目）。

　　德布雷的书告诉我们，这种以游击队的移动性据点或革命的“休息厅”为中心的“游击中心”策略，还可被视为第三项，既不同于阶级斗争的传统模式（本质上乃“城市”无产者起来反抗当权的资产阶级），也不同于中国农村的农民群众运动的经验（而且与法农那种争取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互相认可的斗争理论也极少相似之处）。“游击中心”或游击行动，在概念上既不“在”也不是“关于”乡村和城市：当然从地理上说，它是以乡村为阵地，但却不像延安那样是片永久性的“解放区”，不论蒋介石军队还是日本占领军都鞭长莫及。它实际上并非位于农耕地带，而是在梅斯特拉群岭的荒野这种第三项或无名地，既非城市又非乡村，而是游击队在其中不断迁徙移动的全新环境。

　　古巴策略与其空间对应物的奇特构思对革命运动中的阶级因素的理论说明方式有直接影响。既非城市也非乡村：令人费解的是，由于同样原因，游击队本身也被理解为既非工人也非农民（更不是知识阶层），而是某种全新的东西：革命前的阶级社会当然对此并无任何（现成的）范畴来描述：他们是一些新的革命主体，是在与农民、工人、知识分子这些社会材料毫不相关的游击斗争中铸成的，现在却基本上超越于这些阶级范畴之上（正像这一古巴理论阶段大张旗鼓地声称要超越基于阶级范畴的旧革命观念一样，不管是托洛茨基工人主义也好，还是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及农民意识，或者是列宁的知识分子先锋队思想）。

　　德布雷的书很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些游击“中心”——其运动性使其不再局限于静态的地理观——本身就是那个即将到来的改造过的革命社会的一个比喻形象。它的革命战士并非仅仅是些“士兵”，除其特定的角色和功能之外，还需要“添加”革命工作分工中像政治委员和先锋队式的政党等辅助角色。这两种角色在这里都被排除。相反，那些革命前的分工和范畴都弃而不用。这样一种新出现的革命“空间”观念——处于“真实”的政治、社会和地理概念上的乡村、城市及历史社会阶级（所构成的）世界之外，但同时又作为一个比喻或小比例尺的形象，以及对现实世界进行革命改造的一种预示——可被称为一种实际上的乌托邦空间，一个黑格尔所说的“倒置的世界”，一个自律性的革命领域，其中那个作为背景的现实世界被扳正并改造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

　　尽管有各种实际用处，这一强大的模式甚至在切·格瓦拉1967年悲壮地牺牲在玻利维亚之前，就随着1966年秘鲁和委内瑞拉游击战争的失败而耗尽了活力。很偶然的是，这次失败将伴随第一世界左派人士中的某种革命“力比多”和革命痴情的衰退，而回到了（带有毛泽东思想色彩的）“自身境况”，即美国的反战运动和1968年的五月革命。而在拉美，那种有效地取代“游击中心”论的是由乌拉圭的图帕马洛斯（Tupamares）发起的所谓的“城市游击战争”，可见，当时旧游击中心乌托邦空间的崩溃，以及政治以一种不同形式的政治实践方式重新回到世界这点——这次是力图强调国家政权本身的特点，而不是像传统革命运动那样为最终与（现政权）对抗而发展——在这里将被解释为某种与上文描述的符号最后阶段具有结构一致性。

　　但这里必须作些限定说明。首先，这种新型的政治活动显然将获得某种类似于巴勒斯坦解放运动那样的悲剧意义和影响力；后者现在的影响力正是1967年以色列占领加沙地带及西岸地区的结果，它将成为60年代后期革命实践的一个最主要的世界性象征。同样明显的是，这个拼死抗争又不断受难的民族所进行的斗争不应为世界别处那些采取同样策略的极端分子负责。极端分子的普遍结果（不管在拉美、美国的“反谍计划”，还是新近在德国和意大利），只能使国家政权这一（阶级）压迫机构日益合法化。

　　在左翼战士们（主要是那些急于通过自愿行动强行创造一种革命局面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状况所做的错误评价与国家对这类挑衅行为的主动利用之间的客观一致性表明，我们通称为“恐怖主义”的东面必须经过复杂而严格的辩证分析。一位洁身自好的左翼战士远离这类策略的行为诚然明智（而且马克思主义者们早在19世纪就确立了这一古老的反恐怖主义传统），我们还应记住“恐怖主义”作为一个“概念”，也是右翼分子的一种意识形态素（ideologene），因此必须予以抵制。随着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灾难片的泛滥，大众文化本身表明“恐怖主义”——“恐怖主义者”的形象——是一个无历史的社会对剧烈社会变革的主要想像方式；同时，现代惊险小说和探险故事的内容还表明，恐怖主义身上的“恐怖主义者形象”已开始代替刑事犯罪中的“疯狂”行为这一旧形象来作为构筑情节时的一种未经检验而看似“自然”的动力——也标志着这一伪概念的意识形态实质。如此理解，“恐怖主义”便成为一种集体情结，是美国政治无意识的一种症候式幻想，这本身就需要进行解码和分析。

　　至于事情本身，尽管有种种实用目的，但当1973年智利政变及几乎所有拉美国家沦为不同形式的军事独裁政体时，就已宣告终结。后来这类政治运动在德国和意大利的重新出现肯定至少要归根于这两国的法西斯过去，归根于战后历史清算的失败，以及60年代成长起来的这批青年人和知识分子对此的强烈道德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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